每當一提起孫臏總會想起電視裏面的那位，那麼小編就不得不給大家詳細的說一下了
戰國時期，是一個百花齊放、人才輩出的“大時代”;幾乎無規則的慘烈競爭，催生了令人目不暇接的思想家、謀略家以及軍事統帥。但在這些才俊中，既能率領千軍萬馬殺敵建功、又能著書立言影響千年，配得上“軍事家”頭銜的，只有吳起和孫臏二人。
但“善始者衆，善終者寡”，堪稱時代驕子的“孫吳”，也未能逃脫這一規律。對於吳起的結局，各類史書中交待得明明白白：他在楚國推行的變法，一度讓“諸侯皆患楚之強”;但由於對既得利益者帶來了巨大損害，讓他最終死於貴族們的刀箭之下。
而孫臏的結局則相當蹊蹺：馬陵之戰後，齊國強盛一時，而孫臏本人則“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但在其後，他就徹底從各類戰國史料中消失了，如同人間蒸發了一樣。
難道真如一些觀點所言，他在其後功成隱退了嗎?非也，根據後來的蛛絲馬跡以及後世的史書記錄來看，孫臏很大機率被齊國君臣殺害，成了“鳥盡弓藏、兔死狗烹”大規律的犧牲品。
《戰國策》、《漢書》透露，孫臏落入了與吳起、商鞅、李斯等人一樣的結局
《戰國策》序言中稱：
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
此序的作者是北宋文學家、政治家、史學家曾鞏，這段話表達的意思是：
在戰國時期，人們拋棄了周禮、王道，醉心於四處遊說、投機取巧;所謂的權謀、謀略，雖爲他們帶來了一時的好處，最終卻也造成了反噬效果;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這些人，因自己的詐謀而喪失性命;而任用他們的各國，最終也難以逃脫曇花一現的命運。
而我們知道，蘇秦、商鞅、吳起、李斯均死於自己所服務的政權之手，也就是說，孫臏也未得善終。
而《漢書· 刑法志》則描繪得更加直接：
雄桀之士因勢輔時，作爲權詐以相傾覆，齊有孫臏，魏有吳起，秦有商鞅，皆擒敵立勝，垂著篇籍......孫、吳、商、白之徒，皆身誅戮於前，而國滅亡於後。報應之勢，各以類至，其道然矣。
誅戮，就是被誅殺。吳起被楚國貴族的亂箭亂刀砍死，有些史書中甚至稱楚肅王還將他的屍身車裂(可以理解爲五馬分屍);商鞅被秦軍殺害後，屍體被帶往咸陽，同樣遭受了車裂之刑;白起則被秦昭襄王賜劍而死。而《漢書》的作者班固稱，這些人玩弄權術，最終自己也難逃死於非命的下場，可謂咎由自取、報應不爽。可見，根據他的說法，孫臏同樣是死於非命，說不定場面還有些慘烈。
而如今一些觀點聲稱，孫臏晚年辭官迴歸故里，專心於著書立說;齊王不僅時常派人來探望他，還爲往來頻繁的官員們專門修建了驛站;其後，這裏一步步成爲朝拜聖地，甚至還發展成了驛站城。
不過這種說法，像極了那些導遊們口中的歷史趣聞;爲了增加名勝古蹟的吸引力，他們往往投遊客心頭所好，根據野史整理出一些故事，讓人們聽得津津有味、大呼過癮。歷史往往比傳說更真實，也更殘忍。即使拋開以上史書記錄，我們結合其後的戰國發展情況進行分析，也能得出更加接近事實的結論。
面對現實的壓力，齊國不可能讓孫臏全身而退
首先，頂級人才，是各國的核心資源，特別是軍事人才。孫臏這樣的軍事家，任何諸侯國都不會將其束之高閣，更不會讓其流入他國。
戰國之爭，本質上是制度和人才的博弈，成名的人才想要投奔他國，並非易事。魏國雖是頭號人才流出大戶，但並不意味着他們對人員外流視若無睹：吳起之所以能順利逃到楚國，得益於他身爲西河郡守、掌握一方大權的特殊優勢;公孫鞅外逃時，只是一個濟濟無名的中庶子;范雎、孫臏出逃時，則都是躲在外國使者的馬車中，費盡心機方纔得逞。
而那些已經名滿天下的人才想要主動離開本國，其難度無異於登青天。我們都知道，商鞅逃出秦國受阻，是因爲他自己設立的戶籍制度;但這一制度，正源於春秋時期的齊國。張儀成功離開秦國，則是編造了一個挑撥齊、魏兩國相爭的謊言。而失寵的范雎，史書記錄他死於封地，也有史學家認爲他被秦王所殺。
總而言之，翻看戰國時期頂級人才的經歷，我們會發現一個規律：在那個時代，功勞與能力是柄雙刃劍，個人的才華與結局往往成反比。他們要麼落入“兔死狗烹、功高震主”的境地，要麼被所服務的國家榨盡最後一絲價值方纔罷休。尤其像孫臏這種能夠以一己之力扭轉戰局的軍事奇才，堪稱那個時代的“大殺器”;想隱退修仙/回家種地?誰能保證他不會被別國挖走?況且，那時的齊國迫切需要軍事人才。
其次，在馬陵之戰後，齊軍的戰鬥力急劇下降。
齊國雖能連續在桂陵、馬陵擊敗強大的魏軍，但這並不意味着齊軍的硬實力強大。
齊技擊、魏武卒、秦銳士、胡服騎射後的趙軍，這四者是戰國精兵的代表。其中，齊技擊創立在春秋時期，是最早的職業軍人。但在進入戰國後，隨着各國對軍隊職業化的重視，齊軍的弱點越發明顯：
第一，與秦、魏等國爵位與物質雙重獎勵並重不同，齊技擊享受的回饋集中於金錢及物質，而當齊人普遍越來越富時，作戰的動力隨之下降;
其二，齊國民風較差，“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衆鬥，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與“道不拾遺，山無盜賊，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的秦國形成了鮮明對比。這樣的民衆組成的軍隊，靈活有餘卻紀律鬆散、狠勁不足。
因此，荀子說：“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而齊軍之所以能在桂陵、馬陵擊敗魏軍，絕大部分是孫臏的功勞。他利用魏軍對齊人多年來形成的輕視：“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抓住對方急於回師的心理，結合地形的優勢、以逸待勞，將不可一世的魏武卒打落神壇。
而在馬陵之戰後，齊軍的戰鬥力則迅速下滑。公元前334年，南方的越國作勢大肆伐齊，被齊人一番忽悠掉頭攻打楚國;第二年，楚軍大舉北上，在痛毆魏軍後，揮師東向，一路勢如破竹、兵峯直抵徐州，齊王不得不請求縱橫家陳軫出馬，曉以利害，才勸退楚軍統帥昭陽。
被越國盯上、被楚國胖揍，齊軍完全沒了馬陵時的威風。這個時候的齊王會放孫臏隱居?估計只有小學生纔信。只有一個可能，此時的孫臏已死，而且是死於內鬥。
成也田忌、敗也田忌
當初孫臏從魏國逃往齊國後，投奔到齊國貴族、名將田忌門下，並得到了對方的優待。其後，在一次上流階層的賽馬活動中，田忌採取孫臏的計策，從齊王那裏贏到了千金;緊接着，他藉着這個機會，將孫臏隆重介紹給齊王，幫助這位身體殘疾的門客一躍獲得軍師之職。
而接下來，孫臏的所有成功，都與田忌息息相關。公元前353年，田忌採取孫臏“圍魏救趙”的計策，在桂陵大破魏軍;公元前341年，這二位搭檔故技重施，“圍魏救韓”，在馬陵殲滅魏武卒主力、俘虜魏國太子魏申。
可以這麼說，在養士之風濃厚的的戰國時期，田忌既是孫臏的貴人，也是他的主人，兩人是一根繩上的螞蚱。
但不斷的建功立業，也爲田忌帶來了煩惱。當時的齊相是鄒忌，正是在此人的建議下，齊威王大刀闊斧推行了吏治改革，使齊國的實力得到了大幅提升。但出於對權勢的掌控慾望，“兩忌”之間卻是你死我活的競爭關係。《戰國策》中稱：“鄒忌爲齊相，田忌爲將，不相悅”。出於對田忌戰功的嫉妒，鄒忌和他的心腹公孫閱長期在齊王跟前進讒言，這也讓田忌惴惴不安。
而孫臏也積極的爲田忌出謀劃策。在從馬陵回師的途中，他建議田忌趁着大軍在握的機會，揮師直殺臨淄：
使輕車銳騎衝雍門。若是，則齊君可正，而成侯可走。不然，則將軍不得入與齊矣。
即從臨淄西門殺進宮城，控制齊王、幹掉成侯鄒忌。但這麼狠辣的策略，並沒有被田忌採用。
而接下來的事情走向也一如孫臏所料。鄒忌爲了除掉田忌，派人假裝後者的手下、在大街上公開找人占卜：“我，田忌之人也。我爲將三戰三勝，欲行大事，可乎?”。成大事，也就是要當齊王，或者說控制齊王。
“功高震主”，是所有君主的“七寸”;百口莫辯的田忌在憤怒、惶急之下，帶領自己的門客們攻打臨淄，最終兵敗逃往楚國，齊國的大權如願落入鄒忌之手。
直到公元前333年，齊國面臨楚軍的徐州之圍後，田忌才被從楚國召回。但在此後，他再也沒有拿得出手的戰績;齊國的所有戰事，都沒出現過他的名字。
因此，結合《漢書》及《戰國策·序言》中的觀點，筆者認爲，孫臏極有可能在公元前341年田忌攻打臨淄事件中被殺。
畢竟，他曾在事前建議田忌先下手爲強，這屬於赤裸裸的叛亂之舉，史書中能記錄在案，說明此事必然已爲他人所知，鄒忌、齊王都不會容忍提出這種主意的謀主;
其次，“田忌率其徒攻臨淄”，孫臏難以獨善其身;而且作爲一名殘疾人，他很難像田忌那樣利索的逃走;就算他能逃走，那接盤的國家中，爲何沒有出現他的相關記錄?這可是一位能化腐朽爲神奇的軍事天才。
從本質上而言，孫臏之死，是一起“功高震主”引發的政治鬥爭事件。田忌後來能被召回，因爲他是田氏貴族;而按照古代政治鬥爭的一貫作風來看，這一事件總會找到責任人背鍋。最合適的“背鍋俠”，鄒忌一方可能是公孫閱，田忌一方，當然首推軍師孫臏。
爲古時那些死於非命的人才們默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