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祖李淵，一生中有過三個轉折點。第一個轉折點發生在隋朝大業十三年(公元617年)，當時李淵51歲，還是隋朝太原留守。他經過一番深思熟慮，最終決定在當年七月正式起兵造反，從此踏上了他的帝王之路。第二個轉折點發生在隋朝大業十三年十一月，李淵攻克長安，佔據關中，並在此地開國稱帝，成爲大唐朝第一任皇帝。
這兩個轉折點對於李淵而言都是好事，但第三個轉折點卻讓李淵的人生由此急轉直下。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初四，李淵的三個兒子李建成、李世民和李元吉，爭奪儲君之位的鬥爭達到白熱化，在玄武門之外大打出手，最終太子李建成和齊王李元吉慘敗，並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玄武門之變，既是李世民奪取儲君之位的關鍵一步，也是羽翼豐滿的李世民，對李淵手中的皇權發出了第一次強有力挑戰。李淵惶惑不已地發現，往日那個低眉順眼的二兒子李世民，已經成了一個令人生畏的可怕對手，爲了皇權他可以不擇手選，不惜以犧牲家人親情爲代價。玄武門之前的血泊，讓李淵忽然明白，他的時代已經成爲了永遠的過去式。他一生中的第三個轉折點來臨了。
玄武門之變後的第三天，李淵下達詔書，把李世民立爲皇太子，並宣佈由皇太子李世民“庶政皆斷決”。李世民成爲唐朝的實際掌門人。不足兩個月後，李淵下達退位詔書，禪位於皇太子，李世民終於如願以償當上了唐朝皇帝，李淵退居二線成爲太上皇。
此時的李淵剛滿六十歲，此後到貞觀九年因病去世，他整整當了九年的太上皇。李淵的人生的最後九個年頭，到底過得怎麼樣?事實證明，因爲皇權之爭，李淵和李世民父子二人之間已經產生了難以癒合的裂痕。在唐朝開國戰爭中，李淵一方面極度依賴李世民南征北戰、掃滅羣雄，另一方面，卻又按照“立嫡以長”的古訓，把李建成立爲皇太子，可想而知李世民心中的憤懣壓抑之情有多強烈。
李世民登基後，這種情緒很快毫無掩飾地表露出來。他一登基，立即大刀闊斧地對李淵時代的諸多方面進行了革新取捨，“縱禁苑所養鷹犬，並停諸方所進珍異，政尚簡肅”，同時又把被李淵貶謫出京的房玄齡、杜如晦任命爲中書令、兵部尚書，在用人治國方面都與李淵的方針相左，絲毫不顧及李淵的面子問題。
李淵在位時最寵信的大臣裴寂，也成爲李世民的攻擊目標。貞觀三年，李世民在處置妖僧法雅一案中，與法雅素無瓜葛的裴寂，也被莫名其妙牽扯進來，以知情不舉的罪名，被李世民處以“坐是免官，削食邑之半，放歸本邑”的處罰，剝奪一切官職，削減半數食邑，貶謫回原籍。李世民在斥責裴寂時，還夾槍帶棒地說了一番話：“武德之際貨賄公行，紀綱紊亂，皆公之由也!”
表面上看來，這番話是在批駁裴寂，實際上矛頭直指李淵，言外之意說李淵昏聵不明，他在位的武德年間朝政混亂。宋朝史學家胡三省就爲此憤憤不平地說：“上皇聞帝此言，其心爲如何?”太上皇李淵要是知道兒子李世民這番話，心裏該有多難受?
李世民不僅在朝廷中全面削弱李淵的威望和影響力，在生活待遇上也對李淵很不恭敬。大臣馬周是個直言敢諫之人，他一再上書，指責李世民不夠孝順。他在奏摺中引經據典地教訓李世民：“臣又聞聖人之化天下，莫不以孝爲基”，“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
馬周之所以如此勸諫李世民，認爲他不夠孝順，有着充足的事實依據。他在奏摺中，明文指責了李世民的幾個不夠孝順的舉動，一是李世民不顧父親春秋已高，長時間不去看望父親，因此他建議“陛下宜朝夕視膳而晨昏起居”，奪去關心一下老人的飲食起居。
二是李世民自己住在高大華美的太極宮，卻讓李淵住在城外“甚爲卑小”的大安宮，讓天下人看見，“蕃夷朝見及四方觀聽，有不足焉”。他建議李世民應當給李淵整修大安宮，“營築雉堞，修起門樓，務從高顯，以稱萬方之望”，如此才能“大孝昭乎天下矣”。
三是盛夏酷暑時節，李世民到長安城外天台山九成宮避暑，卻把李淵留在狹小悶熱的大安宮中，“太上皇尚留熱所，而陛下自逐涼處”，實在有些過分。由此可見，李淵當太上皇的這幾年，處境待遇一落千丈。圍繞皇權形成的矛盾和隔閡，泯滅了家庭親情，李世民某些方面對他確實不夠孝順，所以纔會受到指責。看來古代生在帝王之家也未見得都是好事，最起碼很難享受到天倫之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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