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匡胤的故事大家真的瞭解嗎?今天小編給你們帶來全新的解讀~
公元959年，周世宗柴榮駕崩，七歲的周恭帝柴宗訓即位。殿前都點檢、歸德軍節度使趙匡胤，與禁軍高級將領石守信、王審琦等掌握了軍權。
960年正月初一，傳聞契丹聯合北漢南下攻周，宰相範質等未辨真僞，急遣趙匡胤統率諸軍北上禦敵。周軍行至陳橋驛，趙匡胤和趙普等密謀策劃，發動兵變，衆將以黃袍加在趙匡胤身上，擁立他爲皇帝。隨後，趙匡胤率軍回師開封，京城守將石守信、王審琦開城迎接趙匡胤入城，脅迫周恭帝禪位。 趙匡胤即位後，改國號爲"宋"，仍定都開封。皆得授節度使位號。
兵變一週後，正月十二日，趙匡胤開始論功行賞，石守信、高懷德、張令鐸、王審錡、張光翰、趙彥徽等人發現，自己升官了。石守信任歸德軍節度使、侍衛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高懷德任義成軍節度使、殿前副都點檢;張令鐸任鎮安節度使、侍衛親軍馬步軍都虞候;王審琦任泰寧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張光翰任江寧軍節度使、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趙彥徽任武信軍節度使、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
這幾位高升有三個特點：都是趙匡胤的心腹;都在陳橋兵變中立過功;在保留禁軍內職務的同時，都加封爲節度使，給人位高權重之感。此時的趙匡胤只是暫時利用和籠絡這些人。在平定潞州李筠、揚州李重進的叛亂中，這些手中有兵的節度使們起了重要作用。
“賜文武近臣、禁軍大校襲衣、犀玉帶、鞍勒馬有差。”趙匡胤的論功行賞體現了內外有別的原則。採取人事安排的普遍性原則，當石守信等有功之臣被重賞後，其他人等的心理或許會產生不平衡之感，這不利於新興的宋帝國之穩定。因此，有必要將封賞行動擴大到更廣泛的人羣，同時控制封賞規格。給“文武近臣、禁軍大校”的賞物是襲衣、犀玉帶、鞍勒馬等物品，不涉及加官晉爵，意思是分不同等級予以獎賞，趙匡胤的人事工作可謂做到家了。
重頭戲發生在正月十九日。這一天，趙匡胤封慕容延釗爲殿前都點檢、同中書門下二品，成爲使相。殿前都點檢是殿前司的最高長官，是趙匡胤自己此前擔任的職務。趙匡胤對慕容延釗的封賞遠超石守信等有功之臣——慕容延釗並非趙匡胤的心腹，在陳橋兵變中甚至是其加以防範的對象，趙要讓他率兵渡過黃河後纔敢發動兵變。那麼，趙匡胤爲什麼要做出如此這般的人事安排，難道不怕石守信等會產生心理不平衡之感嗎?
事實上，趙匡胤之所以如是安排有兩重考慮。一是宋帝國新建，潞州李筠、揚州李重進隨時有叛亂可能。慕容延釗駐紮河北，地理位置舉足輕重。如果引狼入室或者和叛亂部隊遙相呼應，都會對新興的宋帝國造成重創。所以，趙匡胤必須厚結慕容延釗，以防後患。二是和對石守信等有功之臣的封賞一樣，趙匡胤的人事安排實行的也是“先予後取”的原則。當李筠叛亂被平定後，慕容延釗被“詔還澶州”節度使任，這實際上是不讓他來京做殿前司的最高領導人了。建隆二年(961)閏三月一日，慕容延釗的殿前都點檢一職被解除，“徙爲山南東道節度、西南面兵馬都部署”——只能在地方上做一個節度使了。趙匡胤這麼做的原因是潞州李筠、揚州李重進的叛亂都已平定，可以騰出手來從容對付慕容延釗了。此後，宋帝國不再設殿前都點檢一職，趙匡胤最終解除了兵變可能產生的那一塊土壤。
正月二十二日，趙匡胤將論功行賞的目標瞄向其智囊團——趙普、呂餘慶、劉熙古、沈義倫、李處耘等人。在論功行賞中，趙匡胤封劉熙古、趙普爲左右諫 議大夫，呂餘慶爲給事中，沈義倫爲戶部郎中，李處耘任樞密承旨。在這裏，趙匡胤的論功行賞變得微妙起來。因爲若論功的話，趙普功莫大焉，正是他獻計，勸趙匡胤仿效九年前郭威發動兵變的故伎，採用陳橋兵變的方式實施上位的。趙普不僅獻計，還對兵變時的氣氛營造、時機把握、風險評估、內外接應以及善後處理都有一套預案。可以說，趙普對陳橋兵變功成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可即便如此，他得到的獎賞卻只是正四品下、掌諫議得失的官職右諫議大夫。與此同時，趙匡胤對後周的高官全盤留用。他封周恭帝爲鄭王，遷居西京洛陽;前宰相範質、王溥分別加侍中、司空，繼續在新朝裏得到重用。雖說是論功行賞，可功賞之間完全呈現出一種反比關係。趙匡胤如是安排，究竟有一種怎樣的機心呢?
原因很簡單，那就是後周文武百官的人心需要安撫。前宰相範質、王溥安排什麼樣的位置，關係着新朝政局的穩定。正是鑑於前宰相範質、王溥在新朝穩定過程中的重要性，趙匡胤才分別加他們爲侍中、司空，讓其繼續在新朝裏得到重用，以起到穩定人心的作用。
不過，趙匡胤其實也沒有虧待他的智囊團。由於趙匡胤智囊團成員原來的官位很低，不可能一步到位地升任朝廷要職，因此，他採取的對策是名實不符——趙普等名位雖低卻掌握實權，如趙普在當時就以樞密直學士的身份實際控制樞密院。趙匡胤同時免去範質、王溥的參知樞密院事兼職，雖然他們分別加侍中、司空，實際卻是明升暗降。
這樣的升降還在持續。隨着時機成熟，趙匡胤的褒貶用心愈加彰顯。建隆元年六月平定李筠叛亂後，趙普被升爲樞密副使，進一步掌握樞密院大權。建隆三年十月，宋帝國的局面完全穩定後，趙匡胤罷免了留用的後周時代樞密使吳廷祚，升趙普爲樞密使，李處耘爲樞密副使，從而將樞密院大權完全掌控在自己人手裏。乾德二年(964)正月，趙匡胤將留用的三位宰相範質、王溥、魏仁浦同日罷相，從而完成了全新的人事更替。
其實，趙匡胤人事安排的機心可圈可點之處甚多。他對原殿前都點檢張永德的處理就堪稱大手筆。李重進與張永德二人稱得上是宋帝國的心腹大患。不僅僅因爲他們的後周皇親國戚身份，還在於他們都是帶兵之人。趙匡胤處理李重進的模式是武力鎮壓，這是因爲他反宋，所以有鎮壓的理由與藉口。但張永德規規矩矩，被周世宗改任節度使後並不輕舉妄動。這對趙匡胤來說，並不是件好事。張永德貌似啞彈，實際上卻是顆定時炸彈，不定什麼時候就爆了——又不能在沒有合適理由的情況下對他痛下殺手，否則會對宋帝國的人心穩定造成波動。兩難之下，趙匡胤的對策是嚴密監視，賞防並舉。他論功行賞時賞給張二十萬錢，以收買人心。同時，宣佈張永德由忠武節度使改任武勝節度使。這樣一來，他的駐地就從離東京很近的許州不得不遷到較爲偏遠的鄧州(今河南鄧縣)，對京城不再造成直接威脅。《宋史》記載說，張永德“盡太祖朝而恩渥不替”。這說明終其一生，趙匡胤對他是持冷淡態度的。“嚴密監視，賞防並舉”這樣一個八字方針確保了北宋帝國的安全，趙匡胤的人事安排應該說還是起了大作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