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江總督馬新貽出名，是因爲轟動天下且至今迷霧重重的“刺馬”案。但對於馬新貽出任兩江總督時的成績，則少有人提及。
馬新貽是山東菏澤人，生於道光元年(1821年)。馬新貽是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的正牌子進士，走的是科甲“正途”。馬新貽從安徽的合肥知縣做起，因剿滅太平軍有功，步步升遷。1868年(同治七年)八月，馬新貽的仕途達到頂峯，他從閩浙總督的位置上，調任兩江總督兼通商大臣。馬新貽在兩江的前任是誰呢?曾國藩。馬新貽在閩浙半年後即調到兩江，說明朝廷是在重點培養馬新貽。
兩江雖然號稱天下財賦當國之半，但與太平軍多年作戰，兩江早成了爛攤子。即使是曾國藩治理過兩江，但兩江，尤其是江蘇，依舊千瘡百孔。
江蘇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大量土地撂荒，無人耕種。一是戰亂所致，二是農民種地賺不到錢，誰還願做無用功?馬新貽到任時，江蘇竟然有60%的土地沒有開墾。馬新貽告訴屬下：要恢復江蘇元氣，必須提高農民種地的積極性。
馬新貽給朝廷上摺子，在朝廷批准後，馬新貽下令：先確定土地的所有者。之前撂荒的舊田主，必須配合官府確定所有權，否則治罪。而確實沒有主的土地，由官府出面，對外招人開墾。規定不管是本省或是外省，只要願意耕地，官府會給予最大的優惠。爲了體現公平，馬新貽規定：外省來江蘇的軍事人員，不允許開墾土地。
一系列舉措出臺後，很多原來瞻前顧後的老百姓都放了心，舊主回來了，流民也有了種地的積極性。江蘇農業逐步恢復元氣和發展，客觀來說，馬新貽是有很大貢獻的。
小農經濟社會，農業是社會穩定的根本保障。但在此基礎上，人治，準確地說是吏治，是政治穩定的基石。所以，馬新貽特別重視基層地方官的人選。有幾個官員不是江蘇的，比如山東濟南知府袁保慶(老袁嗣父)。馬新貽對他比較瞭解，早在他當浙江巡撫時，就想重用袁保慶，但被朝廷拒絕。這次任兩江，馬新貽又想起袁保慶，上摺子稱讚袁保慶爲人清廉有正氣，不傲上凌下。馬新貽請調袁保慶來江蘇任江寧鹽法道，管一省鹽政。朝廷本來還不太願意，馬新貽又上疏力保，說若袁保慶有錯，臣甘與同罪。馬新貽是兩江總督，不能不給面子，朝廷同意了。
馬新貽沒看錯人。老袁的嗣父在江蘇鹽政期間，日夜辛勞，非常廉潔，沒有半點把柄可抓。1873年，年僅48歲的袁保慶死在江蘇鹽法道任上。可以說，袁保慶是累死的，這從側面證明了馬新貽看人之準。
除了保舉人才，馬新貽還在江蘇到處彈劾辦事不力的官員，絲毫不留情面。馬新貽是兩江總督，面子大，一彈一個準，官員們都怕馬新貽，也都收斂了很多。
在清末，處在兩江總督位置上的大員們，都必須面對洋務問題，畢竟還兼着通商大臣的銜。馬新貽是舊派官僚，但他比較誠實，說自己對洋務不太瞭解，閱歷較淺。不懂不裝懂，這是官員難爲可貴的品格，很多事情就壞在不懂裝懂上。
只不過，馬新貽的洋務觀，嚴重跟不上時代。簡單來說兩個字：退、讓。洋人在國內只要受到“不公正待遇”，馬新貽就會約見外使，道歉加賠銀子。馬新貽的心思，無非是：我不懂洋務，那就儘可能的息事寧人，任期到了拍屁股走人。
馬新貽要求屬下對洋人不要節外生枝，忍一口氣死不了人。這在客觀上助長了洋人在華的囂張氣焰。清末一步步滑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爛泥地裏，馬新貽是要負上一定責任的。
在清末那種守舊的大環境中，馬新貽沒多做什麼，但也沒少做什麼。該做的，他都做了。他該做而沒做好的，事實上有很多大員也都沒做好，不能苛責馬新貽一人。
馬新貽在官場上的人緣是非常好的。他被張汶祥刺殺後，朝廷惜之，很多官員上疏請嚴查張汶祥，爲馬新貽討還公道。
馬新貽被刺時，虛歲也只有50歲，年富力強。他的死，直接影響了清朝在東南的海防建設。馬新貽如果不死，繼續留在兩江。洋務可能辦的不是好，至少能穩住兩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