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視歷史可發現，“血親復仇”在先秦非常盛行。自東漢以降，風氣爲之一變，血親復仇開始向“刺死辱母父者”轉變。
到了漢章帝建初五年(公元80年)，《輕侮法》炮製出臺，根據此法，爲遵從孝道而從事血親復仇活動，觸犯刑律者，降罪一等處理。
在法律的支持下，“刺死辱母者”陽球、董仲舒六世孫董黯，“刺死辱父者”魏湯，“爲父復仇者”趙娥均得到了減刑乃至免罪，以及輿論的嘉獎。
不少學者均指出，身爲布衣的劉邦推翻秦朝建立漢朝，除了以輕徭役、薄賦稅收買人心外，還需要解釋高祖得天下的合理性。在製造政治神話的同時，兩漢藉助了儒家思想。
孔子認爲：“事行孝故可移於君，是以忠臣必求於孝子之門。”《變法與治吏：歷史深處的風雲人物》一書指出，兩漢統治者正式看中了儒家所倡導的“孝”文化的這種特色——忠孝一體，移忠作孝，力主“以孝治天下”。他們的目的當然是想借此建立一種任何社會成員內從父母外從君主——也是全國民衆家長——的道德人倫關係，從而確保君主的絕對權威，進而確保劉姓家族萬世一系的天下。
爲了維護“孝治天下”，統治者以身作則，除西漢開國皇帝劉邦和東漢開國皇帝劉秀外，漢代皇帝都以“孝”爲諡號。統治者一方面運用法律手段對不孝行爲進行嚴厲懲罰;一方面提倡孝道，褒獎孝悌，甚至出現鼓勵復仇的《輕侮法》。
名節之士的“輕生復仇”因與《春秋》“大復仇”的經義教條不想違背，又是對血倫常的壯烈捍衛和孝義品德的非常態演示，因此儘管它常常破壞國家的現行法律秩序，卻得到統治者態度曖昧的寬假。
這部法律在章帝死後即遭到廢除，漢和帝執政時，尚書張敏先後兩次上書批評這部法律，認爲《輕侮法》的實施導致出現大量冤案，因爲很多人從這部法律中鑽空子爲自己開脫。不過漢朝統治着仍然爲復仇留有餘地，復仇也成爲一種道德楷模而被效仿。到了東漢末年，因時世艱難，統治者更加強調忠君，導致士人對名節的追求，時有血親復仇之事發生。
及至唐朝，李世民的皇位經由玄武門之變得來，先是手足相殘，繼而逼父讓位，“忠”“孝”都喪失了合法性。於是他轉而打造自己的文治武功，無論是內政方面的貞觀之治，還是“天可汗”式的赫赫武功，都有效增強了李世民的“合法性”。
同樣是爲父親報仇的徐元慶案，因武則天想要網開一面引發朝臣抵制，最後由陳子昂創造性地解決了這一難題，他認爲，既然徐元慶做好了“殺身成仁”的準備，不如干脆“正其刑”，既維護了國家律法，又成全其“德義”，執行後再“旌閭墓”，以彰其德。
一百年後，李世民之事已被世人淡忘，此時唐朝出現藩鎮割據的局面，在執政者的需要下，“忠”、“孝”思想再次成爲主流。
名士柳宗元穿越時空去反駁陳子昂，他在《駁復仇議》中認爲，陳子昂的意見不但賞罰不明，而且自相矛盾。柳宗元還在這篇著名的奏議文中指出，徐元慶報殺父之仇的行爲既合於禮義，又合於法律，應予充分肯定。
唐憲宗年間，樑悅替父報仇殺死仇人秦杲一案爲情法之爭劃上句號。
韓愈在《復仇狀》中指出，“復仇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殺或赦不能一概而論，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尚書省經過辯論，最終裁定樑悅爲父報仇，投獄請罪，特敕免死，決杖一百，發配循州。
從此形成案例，爲父報仇可免一死，不免於流放之刑，成爲封建王朝通行的規則。
在長達兩千年的孝治天下中，即使到了民國時期，“爲父復仇者”也得到了輿論的同情。1935年末，因“五省聯帥”孫傳芳早年違背不殺俘、不戮降的通例，斬決施從濱。施女施劍翹刺殺孫傳芳後自首。
在法庭上，施劍翹詳細陳述了自己艱難的復仇歷程，說道：“父親如果戰死在兩軍陣前，我不能拿孫傳芳做仇人。他殘殺俘虜，死後懸頭，我才與他不共戴天。”施劍翹的陳述以及律師的辯護感動了法官和在場的旁聽者，1936年2月，河北省高等法院最後判其有期徒刑七年，11個月後又遇特赦。
可以說，中國雖然經歷了五四運動、破四舊等破除封建思想的文化運動，但儒家所構築的忠、孝思想一直深植於中國人的思維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