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時，朱熹和唐仲友不和，老朱逮着機會就上奏彈劾他。唐仲友也確實不爭氣，總讓人抓住小尾巴。在臺州做官的時候，因爲催繳稅收力度比較大，給的時間又很緊，他搞得“急於星火，民不聊生”。對此，朱熹一紙訴狀告到了宋孝宗那裏。
唐仲友還動用公款印書，包括《荀子》《揚子》等。印書本來不是壞事，但老唐把書印好，不是送到學校當教材，也不是給領導幹部發放學習材料，而是以私人名義送給各路達官顯貴，藉助文脈搭上人脈，建立廣泛的人際關係網。這些都被朱熹當作證據，寫進告狀信裏。但是皇帝始終不爲所動，以至於告到最後，老朱連唐仲友生活作風有問題的理由都用上了，搞得皇帝煩透了，說朱熹純屬“秀才爭閒氣”，不予理會。
老唐運氣實在是好，雖然渾身是“病”，卻得以脫逃，史書上還讚美他“興利除弊，政聲赫然”。其實，唐仲友確實不乾淨。除了朱熹揭發的問題，他在擔任監督武器製造一職時，吃着國家俸祿，坐着國家配車，到了單位除了讓職工製造武器，還命人幹私活—爲自己打造“湯瓶”。湯瓶就是古代的熱水袋，用金屬打造，冬天擱在被窩裏暖腳，是高檔貨，很受市場追捧，動輒賣出天價。老唐用着公家的鐵、炭火和勞力，掙足了外快。
然而，軍工單位承擔國家下達的軍事裝備、產品研製、生產計劃任務，關乎國家安全，管理上理應密不透風，容不得他人鑽空子。而且，宋代的軍工企業種類繁多，分工精細，南宋時一個萬全作坊的工匠就達到上千人，有時甚至超過四千人。這麼重要的軍工手工業，質量問題卻層出不窮。究其原因，就是像唐仲友一樣的幹部置國家利益於不顧，一心公器私用，爲自己謀福利。
宋高宗時，軍工單位的監官“多是貴戚勢要子弟爲之”，靠拼爹進入企業管理層，卻絲毫沒掌握專業化的知識，做事“偷工減料”不說，態度上還慵懶散軟，既無職業技能，更無職業精神。面對這種損公肥私型的領導，正經工作幹着不說，還要應對加派的私活，工匠們每日勞苦不堪。因此，他們往往會逃跑，逃不走的乾脆消極怠工。
如此一來，武器裝備的質量自然下滑。北宋時，歐陽修就曾說，武器的數量不少，但“鐵刃不鋼，筋膠不固，長短大小多不中度”，真正精良的武器“十無一二”。宋神宗生性比較仔細，到基層調研時不滿足於聽彙報看材料，非要到一線親眼瞧瞧。到了庫房不理陪同人員的介紹，自己伸手隨機抽取三張弓測試，結果質量很差。這些問題到了南宋，仍沒有得到解決，反而愈演愈烈。
一個唐仲友不可怕，可怕的是世上不止一個唐仲友。大家你打造熱水袋，我冒領工資，他私分軍糧……活生生把經濟繁榮、技術先進的宋帝國啃得千瘡百孔，終於失血過多，仆地而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