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不知道：逍遙津之戰真相的讀者，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介紹，接着往下看吧~
東吳大帝孫權曾被曹操讚歎過：生子當如孫仲謀。言下之意是孫權乃世之英傑，不過孫權也有在曹操手裏吃癟的時候。發生於215年的逍遙津之戰，就是孫權一生也無法忘掉的慘敗。
此戰東吳以10萬兵力圍攻曹魏的合肥城，結果被張遼以800騎兵擊退。雙方兵力懸殊果真有這麼大嗎?
答案是顯而易見的，合肥是曹魏重鎮，絕不可能只以800人鎮守。事實上，曹操在西征漢中的同時，並沒有忽視東南方向的威脅，他留張遼、李典、樂進三將在合肥防遏東吳，總兵力約有7000人，這是防守重鎮的基本兵力，不可能託大到800人守一座城。
然而即便如此，曹孫雙方兵力差距仍達1：14，張遼又是怎樣做到以少勝多的呢?
一、張遼的突騎戰術
合肥之戰實際上分爲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吳軍圍城，曹軍主將張遼遵照曹操的指示，趁吳軍主力還沒有全部到達，率800精兵擊敗吳軍中軍主力，遏制住吳軍攻勢。
第二階段是吳軍攻城不克，軍中還暴發了疫病，故而10天后撤兵，張遼於逍遙津再次突襲吳軍中軍，差點擒獲孫權。合肥戰役遂告結束。
那麼張遼致勝之因在於什麼呢?
首先，張遼採取積極的防禦策略。
建安二十年的三月，曹操率主力進攻張魯於漢中。合肥方向曹軍兵力空虛，故而採取守勢。合肥是長江以北的戰略重鎮，孫權必定會乘虛來攻，故而曹操充分預估了形勢，提前制定了“張(遼)、李(典)將軍出戰，樂(進)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的策略。
張遼充分貫徹了曹操的戰役安排，先以迅猛突擊打壓吳軍士氣，繼而針對吳軍攻城乏術的特點憑城堅守，很好達到了以攻爲守的效果。這是合肥之戰勝利的首要原則。
其次，瘟疫擊敗了吳軍。
客觀地講，東吳軍人數佔有絕對優勢，孫權又親自擔任主帥，東吳名將傾巢而出，本不應打得如此狼狽。張遼對東吳的優勢認識的也非常清楚，他並沒有一直堅持與吳軍死打硬拼，而是充分利用合肥城的防守條件，採取邊打邊拖的方式，消耗吳軍的軍力。再加上節令已暖，大規模傳染病易於發作和傳播。吳軍遠道而來，人員大量聚集於城下，在當時極差的衛生條件下，終於爆發了瘟疫，造成大量非戰鬥減員。
可以說，吳軍10萬大軍的優勢並沒有充分發揮出來，這是張遼取勝的關鍵所在。
第三，張遼創造性地運用了騎兵衝突戰術，在具體戰鬥環節佔據了極大優勢。
三國時代基本的騎兵戰術思想和具體實踐已經開始萌芽，並發展到一定的高度。
曹操擊敗蹋頓後，非常重視發展騎兵力量，“及幽州、幷州柔所統烏丸萬餘落，悉徙其族民中國，……由是三郡烏丸爲天下名騎”
像“望見(顏)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這種戰鬥場面，已經有別於秦漢時的騎射，發展爲成熟的單騎衝突戰術。張遼用來進行突擊的800名士兵，很可能全是騎兵。
三國時雖然沒有成熟的馬鐙，但已經有了較爲成熟的高馬鞍，這種裝具可以保證騎士穩定地騎馬作戰。故而從技術層面看，張遼的800兵是有可能騎馬作戰的。一些細節也支持了這種可能性。例如，《三國志·魏書十七·張遼傳》載“遼被甲持戟”，也就是說張遼手中只拿了一樣武器。因爲沒有馬鐙，雙手無法都解放出來拿武器，所以只能持一樣武器。
騎兵對步兵的戰略優勢，即使在馬鐙出現前，也是十分明顯的。大致成書於戰國時期的《六韜》，對車兵、騎兵、步兵的戰鬥力對比進行過量化分析：“一車當步卒四十人, 一騎當步卒四人,一車當六騎。夫車騎者,軍之武兵也,十乘敗千人,百乘敗萬人;十騎敗百人,百騎走千人,此其大數也。”雖然只是個大概，也讓我們從數量級層面看到了步騎兵的巨大差距。
張遼的戰術起到的效果是相當震撼的，張遼的部隊衝擊到孫權的附近，孫權被打的措手不及，大將徐盛趕來掩護，竟被曹軍擊傷，連手中長矛都丟的不知哪裏去了。
孫權急忙後退到一座高冢上，張遼氣勢逼人，呼喝孫權下來決戰。吳軍被這種沒見過的戰術打蒙了，除了以長戟自守，竟不知道該怎麼應對。這場激戰從早上打到中午，吳軍以優勢兵力，居然無法圍住張遼，任其來去自如。其士氣果然遭到嚴重打擊。
二、大意的孫權
那麼孫權方面呢，在戰役戰術上犯了一系列錯誤，並且全數被敵軍利用。
首先，東吳諸將分部統兵的特點，導致無法有效應對敵軍突襲。
由於孫氏以客軍入主三吳等歷史淵源，吳軍一直持續沿用着諸將分部領兵的制度。諸大將都有自己的部兵，部兵的來源，一是長期作戰中自己培養出來的正規軍，二是屬戶僮僕選擇的預備士兵。由於長年征戰需要倚重諸大將，孫吳並沒有改變這種制度，相反，還時不時地賜諸將以兵戶作爲獎賞。
比如，周瑜、魯肅所統之兵均數千人，魯肅在荊州與關羽對峙時，麾下士衆竟增至萬餘人。其餘諸將，如呂蒙、徐盛、甘寧、淩統、陳武、蔣欽、賀齊等，所統兵力多少不等，大概在數百至三千人不等。
合肥之戰爆發時，諸將仍是各統其兵、分營部署。所以，當張遼率軍突襲至孫權的中軍時，東吳兵力仍處於分散狀態。從兵力對比上來說，並非10萬對800這麼懸殊，而極有可能是800對數千。
在第一次遭遇戰中，吳軍諸將只有徐盛、賀齊二人有出戰記錄，也就是說，極有可能張遼速戰速退後，吳軍諸將還沒反應過來。
逍遙津的第二次突擊，曹、孫兩軍的兵力對比甚至已發生逆轉。據《三國志·吳書十·甘寧傳》載：(孫權)唯車下虎士千餘人，並呂蒙、蔣欽、淩統及寧，從權逍遙津北。
曹軍合肥守軍共7000人，出城追擊的兵力至少不下半數，那麼大概在3000至5000左右。甘寧、淩統隨身兵力皆只數百，呂蒙、蔣欽的兵力不詳其數，但從實際作戰的場面看，徐、宋二將的士卒被打的潰退，吳軍在數量上絕不會佔優勢。
其次，孫權喜歡親自上前線的習慣，幫了張遼的大忙。
孫堅、孫策父子都是銳於決戰、輕於犯險的猛將，這個傳統也延續到孫權身上。不管是射虎還是作戰，孫權都習慣於直薄一線。
吳軍主力到達合肥城下後，孫權的指揮位置過於靠前，處於曹軍的突擊範圍內。而張遼的策略正是靠突擊吳軍主帥打擊其士氣，所以他迅速出城突擊，初步達成了戰術效果。此戰後，吳將賀齊尖銳地指出：“至尊人主，常當持重，願以此爲終身誡!”(《三國志·吳書十五·賀齊傳》)。孫權吸取了教訓，此後雖然仍然喜歡率軍親征，但再也沒有發生被敵軍衝至麾下的尷尬事件。
第三，吳軍營壘的防禦功能有限，無法有效阻擋張遼的衝擊。
張遼先是擊殺吳軍二個將領，然後輕而易舉地衝到孫權的麾蓋之下。孫權急忙退後才堪堪避開張遼。
不喜歡鞏固防守設施是吳軍早期的通病，在孫權身上，這個作死的毛病更是明顯。早在孫策未死時，孫權奉命征討六縣山賊，對設置“圍落”的事情滿不在乎，結果山賊突襲而至，若不是猛將周泰舍死保護，孫權當時便被殺死。
合肥之戰，吳軍攻城時間太短固然是客觀原因，但更多的是主觀上由自恃兵多，不願下功夫修築壘。正是吃了這個虧，吳軍才長了記性，此後與曹軍對陣，在防守上絕不敢大意。後來曹操率軍出濡須攻吳，雙方復戰於合肥城下，吳軍“據前所立塢，置強弩萬張於其上，以拒曹公”(《三國志·吳書九·呂蒙傳》)，終於改變了陣地戰總是被突防的作死傳統。
總而言之，戰場決勝的因素和條件非常多，沒有哪一個條件是決定性的。能不能打勝，最關鍵的在於將帥的謀劃和臨場發揮。我們在讚歎張遼威震逍遙津的神話時，更應該從這場經典的戰鬥中看到一些深層次的東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