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傳》中一共兩次出現“南京”這個地名，一次在第二回，魯智深在酒店裏見到金翠蓮父女，問道：“你兩個是哪裏人家？爲什麼啼哭？”金翠蓮回答說：“ 奴家是東京人氏，因同父母來渭州投奔親眷，不想搬移南京去了。”第二次在第十三回，晁蓋回答雷橫的話說：“(外甥王小三)四五歲時隨家姐夫和家姐上南京去住，一去去了十數年。”這裏提到的“南京”，都是指今天河南省的商丘，和江蘇省會南京市沒有任何關係。
商丘在今天已經不算大城市，但在古代，尤其是五代到北宋，則是除東京開封和西京洛陽之外的第三大城市。爲什麼這座城市在北宋如此重要呢？這還得從太祖趙匡胤當歸德節度使說起。趙匡胤本是後周皇帝柴榮的大將，柴榮臨終前，任命他當了殿前都點檢，也就是禁軍的總帥。柴榮死後，只有七歲的兒子柴宗訓繼承帝位，純粹是個擺設，真正掌握權力的，應該是朝中的老臣。柴榮於顯德六年(959)六月駕崩，七月，小皇帝柴宗訓就下了一道聖旨，命趙匡胤“領歸德節度使”。歸德軍節度衙門設在當時的宋州，就是今天的商丘。趙匡胤當時擔任着殿前都點檢，又加領歸德節度使，雖然表面上看是增加了一份榮譽，卻意味着他必須用一定的時間到商丘去打點軍府事務，不可能完全呆在開封。聰明透頂的趙匡胤似乎預感到了某種不祥，他認爲很有可能是受顧命的老臣範質等對他產生了疑忌，想分散他的軍權，所以不到半年的時間，便發動了陳橋政變。
古人很講究“龍潛”，趙匡胤以歸德節度使起家，商丘當然就成了“龍潛之地”，即大宋朝的發祥地，意義非同尋常。不過趙匡胤在世時沒把這些當成多大的事，直到真宗景德三年(1006)二月，才因趙匡胤曾受羣臣尊號爲“應天廣運仁聖文武至德皇帝”，將原本還叫宋州的商丘改名爲應天府。此時距宋朝建國已經過去了四十六年。到了大中祥符七年(1014)正月，真宗封泰山、祠后土、祭老子祠都折騰完了，於是決定將應天府再次升格，建爲南京。這不是個輕易的決定，與此相關的事務和耗費都很多，既然叫“京”，其規格就得和東京開封相“匹配”。真宗祭老子祠還沒回到開封，便下旨先修建一座歸德殿，作爲新南京的主殿，接着規劃京城和宮城。就這樣，商丘就由應天府又改叫做“南京”。《水滸傳》的故事發生在徽宗宣和年間(約1120至1122之間)，這時 “南京”已經被宋朝人叫了一百多年了。
真宗在修建南京的同時，還下旨追贈當年太祖皇帝的幕僚勳舊，這種特殊的恩禮可以轉讓給他們的子孫。另外，還特地在這裏修建了一座道觀，叫做南京鴻慶宮，用來安放和供奉太祖皇帝、太宗皇帝的“御容”。可以想象，北宋時的南京也是非常壯觀繁華的都市。如果拿清朝打比方，宋朝的開封相當於清朝的北京，而南京商丘則相當於清朝的瀋陽。
在“京”一級的行政區裏做官，是不是可以住進皇城歸德殿呢？那可真是開玩笑了。歸德殿只用來供奉太祖、太宗，絕不可能讓地方官員們胡亂進出，否則就是“僭越”。在這裏當一把手的人，級別和東京開封府尹相當，比一般州郡的知州、知府要高得多。咱們比較熟悉的晏殊、歐陽修、張方平、葉夢得等人，都曾擔任過南京的最高行政長官，其餘不太熟悉的，後來也大多升到副相的高位。當時這裏是最適合人居的優雅城市，有些宰相退休，也選擇在這裏度過晚年，如與范仲淹同道改革的杜衍、本地人張方平、浙江人趙概等，都長期在這裏生活居住。
可能有人會問：一個國家只能有一個首都纔對呀，怎麼會有兩個呢？宋朝的“京”還不止兩個呢，還有西京洛陽(當時又叫河南府), 北京大名(當時又叫大名府)，一共四個京呢。除了東京開封府外，其他三京都叫“陪都”，也就是給京師做陪伴的京都。這種制度早在唐朝就有了，唐朝前期有兩都，即西京長安和東京洛陽，甚至科舉考試都分別在兩京同時舉行。其後因李淵起家於晉，遂增太原爲北京。安祿山反叛後，唐明皇逃到成都，所以成都也曾一度改爲南京。和宋朝同時的遼、金也都不止一京，即使到了明朝，還是兩京制呢，明成祖朱棣遷到北京後，稱原來的都城金陵爲南京，於是江蘇南京這個名稱才使用至今。清朝的科舉也是在北京和南京兩地舉行，只不過不再把南京定格爲“京”罷了。
還回到宋朝的陪都來說：唐朝滅亡後，洛陽都城的優勢已經不復存在，宋朝爲什麼又把它定爲西京呢？首先，趙匡胤出生在洛陽的夾馬營，是真龍天子降誕的祥瑞之地，這理由還不充分嗎？趙匡胤建國之後，原本是想把京城遷到洛陽去的，但因爲當時戰事擾攘，西北軍閥又比較強悍，爲防備萬一，大臣們阻止了這個動議；其次，洛陽是開封的西部重鎮，在軍事上有極其重要的作用；再次，古人認爲最適合埋葬的北邙山也在洛陽境內，宋朝的皇帝陵羣就選在了洛陽所屬的鞏縣 (今河南鞏義)；再次，“峻極於天”的中嶽嵩山也在洛陽境內，所以“ 西京”可謂是佔盡了天時地利人和。
宋朝的北京知名度不如西京高，它是仁宗慶曆二年(1042)才正式開始興建的，宮城的規模比南京還要大，皇城周長三裏一百九十八步，京城周長四十八里二百零六步。城四周共開了十七個門。因爲它已經是“京”，所以流經此處的那條河就叫“御河”了。爲什麼要在這裏建個陪都？也有幾個原因：第一，真宗在位期間和契丹關係緊張，曾不止一次御駕親征，都“駐蹕”在這裏，本身就具備了“行宮”的基礎；第二，慶曆年間，宋朝與契丹最終達成了和解，兩國都承諾不再興兵打仗，爲了彰顯和諧，在靠近北部的軍事重鎮建陪都，豈不是更能昭示宋朝的誠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