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年年底，日本安倍內閣通過了旨在嚴懲泄露“特定祕密”行爲的《特定祕密保護法案》(簡稱《保密法》)。由於《保密法》沒有對何爲“祕密”做出明確界定，所以依據該法，日本政府可以隨心所欲地將令其不滿的行爲解釋成“泄密”並加以懲處。此法一出，即被指與日本歷史上惡名昭彰的《治安維持法》相似。當時，日本當權者利用《治安維持法》打擊異見者，使得日本社會處於長達20年的“白色恐怖”時期。
日本性科學之父遇刺
1925年4月，日本政府公佈《治安維持法》。與安倍內閣的《保密法》一樣，《治安維持法》也有個語焉不詳但因此給執法者任意定罪權的概念——“國體”。根據此法，組織以變更“國體”或否定私有財產制度爲目的的團體者，將被判處最高10年徒刑。
關於爲什麼要拋出這樣一部法律，時任司法大臣、後在東京審判中被定爲甲級戰犯的平沼騏一郎曾回憶道：“普選在當時已是大勢所趨，但我認爲應制定一部禁止共產黨結社的法律。治安維持法是防範赤色思想的有效方法。”
自上世紀10年代起，日本工農運動日漸勃興。1922年日本共產黨成立後，共產主義思想和組織在日本進一步發展。效忠天皇的日本政府甚爲憂懼，於是當1925年《普選法》頒佈時，防範共產黨和其他試圖挑戰天皇制的人獲選參政，就成爲比展示民主姿態更重要的事。因此，《治安維持法》應運而生。
保守派的擔心並非多慮。1928年2月，日本首次進行普選，一批政治異見者果然當選議員。這讓當時的田中義一內閣頗感恐慌，特別是對那些具有社會主義思想的新議員，比如山本宣治。山本宣治被譽爲日本“性科學之父”，以主張計劃生育和在工農中開展性教育著稱。對於當時鼓勵生育的日本政府，山本的思想自然不受歡迎，更令當政者不悅的是，山本是日共外圍組織“勞動農民黨”黨員並積極投身於工農運動。1928年當選後，作爲“勞農黨”議員的山本甚至還對天皇修改以強化《治安維持法》的敕令明確表示反對。
有害“國體”勢力進入國會的現實，強化了田中遏制革命思潮的決心。1928年3月15日，超過1600名日共黨員因違反《治安維持法》被捕;3個月後，田中內閣借昭和天皇的敕令將《治安維持法》的最高刑升爲死刑;次年4月16日，又有4000餘名日共黨員遭逮捕。1929年3月5日夜，山本遭右翼團體“七生義團”暗殺，而在當日出席國會會議時，山本曾因反對《治安維持法》而被禁止發言。
《治安維持法》維持的恐怖氣氛此時已籠罩日本。更令人感到恐怖的，是負責執行《治安維持法》的日本內務省特高課警察。落入“特高”之手的嫌犯通常要遭受棍打、燙烙鐵或鼻孔灌水等酷刑。共產黨社會運動家西田信春在被捕第二天，被發現躺在九州帝國大學法醫學院的解剖教室裏，遺體上標註着“姓名不詳”。
除兇狠施刑外，“特高”還極力向日共組織滲透。1933年底，“特高”公佈了一起與日共相關的刑事案，聲稱日共幹部宮本顯治(1957年至1997年間一直掌控日共最高領導權)，因懷疑一名黨員是叛徒而將其殺害。然而深入調查揭示，被疑爲叛徒的死者本就是“特高”打入日共的奸細，其真實死因則是身份暴露後由驚恐引發的心臟麻痹。在起訴無由的情況下，當局最後還是拿出“百搭”的《治安維持法》，以違反此法的罪名將宮本判刑入獄。
“一次一密”電碼被截獲
令日本政府沒想到的是，就在“宮本事件”發生當年，一名蘇聯間諜來到日本並迅速建立起高效的情報網。而這名蘇聯間諜，也是世界現代史上最重要的一位間諜——理查德·佐爾格，他與日本助手尾崎秀實，最終成爲《治安維持法》實行期間僅有的兩位獲死刑者。
佐爾格原籍德國，曾參加一戰並獲德軍勳章，後因信仰共產主義而祕密加入蘇共。1933年5月，佐爾格以德國記者的身份來到日本，其實際目的則是爲蘇聯蒐集軍事情報。憑藉早年立下的戰功及在德國政界的人脈，佐爾格抵日不久便贏得德國駐日外交官的信任，後來甚至還在德國大使館裏有了自己的辦公室。
佐爾格在日本的間諜網是卓有成效的，他爲蘇聯發回的兩個重要情報甚至影響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進程。1941年初，佐爾格獲知德國進攻蘇聯的“巴巴羅薩計劃”，並迅速報告蘇聯。在傳回蘇聯的密電報中，佐爾格甚至精確地說明德軍將以9個集團軍共150個師的力量於6月22日發動攻擊。然而當時斯大林並沒有在意這份情報。德蘇開戰後，斯大林急欲瞭解日軍的動向。這次，佐爾格通過情報網核心成員——曾做過朝日新聞社記者和近衛文麿首相祕書的尾崎秀實——掌握了日軍大本營的會議決定：“當年不向蘇聯宣戰，幾周後進攻東南亞和美國”，佐爾格在1941年10月4日發給莫斯科的電報中如是說。基於這一關鍵情報，斯大林決定將部署在西伯利亞的20餘萬蘇軍調往西線保衛莫斯科，德軍在二戰中的攻勢則因莫斯科保衛戰的打響戛然而止。
對於佐爾格與莫斯科之間頻繁的電報往來，特高課的報務員並非沒有察覺，只是由於所有電報都以“一次一密”方式加密，“特高”截獲的信息永遠是前言不搭後語的怪話。儘管如此，考慮到“一次一密”常爲蘇聯諜報人員使用，“特高”相信，東京一定存在一個爲蘇聯服務的情報機構。爲破獲此案，“特高”動用了當年剛剛成立、配有高精度無線電偵查設備的移動監視部隊，1941年10月18日，這個經常發出“一次一密”電報的電臺最終被精準定位，警視廳立即出動抓捕，佐爾格的情報網就此崩潰。
被捕後，佐爾格和尾崎秀實等人承認了間諜的身份，隨即被以違反《治安維持法》和《國防保安法》的罪名判處死刑。然而日本當局的真正想法並非處死佐爾格，而是用他交換被蘇聯俘虜的一名日本間諜。爲此，日本政府3次向蘇聯提出交換建議，並且多次推遲佐爾格的執刑日期。蘇聯卻堅稱對佐爾格其人毫不知情。於是，1944年11月7日，佐爾格在日本被祕密執行死刑。尾崎秀實也在同一天早些時候被絞死。這一天是“十月革命”的週年紀念日。
發牢騷的農民遭逮捕
鑑於二戰爆發後日益嚴峻的治安形勢，日本政府於1941年2月再次修改《治安維持法》，最初的7個條款由此被增至65條，“特高”的工作範圍，也從抓捕政治異見者擴大到監管所有國民的思想言論。
櫪木縣的一位母親曾經就兒子被徵兵的事向朋友說，“天皇陛下沒有爲我們養活孩子幫過一分錢的忙，現在他卻要搶走這些孩子”。高知縣的一位農民則抱怨戰爭時期的生活變得日益窘困，“如果一個農民的大米被搶走，那他該如何生活?這樣的政策又如何贏得戰爭?”由於不正確的言論，他們很快被警方以違反《治安維持法》起訴，兩名“罪犯”的上述罪證因此被記錄在內務省特高課的報告中。
然而，恐怖的《治安維持法》和無孔不入的“特高”耳目，並沒能抑止日本人民對天皇制“國體”的不滿。內務省的另一份報告顯示，儘管大多數國民仍表現出對天皇的順從，但從1943年起，有關天皇和皇室的謠言還是出人意料地穩步增長，有人給警視廳寫匿名信辱罵天皇，還有人在廁所的牆上寫下對皇室的批評。從1943年9月至1944年2月間，警方共發現48件類似案例，38人因違反《治安維持法》被捕。
時至1945年10月，戰敗的日本政府在美國民主化改革的壓力下，最終廢止了《治安維持法》，特高警察同時解散。根據日本共產黨估計，在《治安維持法》實行的20年間，共有幾十萬人被捕，179人曾遭酷刑折磨或被暗殺，1503人死於獄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