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在民國遠比白求恩知名，他一生中大部分的時間都是以中國爲家，爲中國效力，他創辦了躋身世界一流的燕京大學……然而，在1949年，毛澤東的一篇《別了，司徒雷登》讓他成爲不光彩的角色，最終很不愉快地離開了中國……
在美國現任駐華大使雷德、燕京大學老校友們和杭州市民的注視下，闊別中國60年的司徒雷登，再度回到了中國杭州。(2008年)11月17日，前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的骨灰葬於杭州半山安賢園，安眠於青山蒼翠的懷抱之中。墓碑上簡簡單單寫着：“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學首任校長。” “司徒雷登先生總說西湖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地方，這裏就是他的故鄉。今天，他總算回家了。”杭州燕京大學校友代表姚林傑老先生說。
長久以來，他的教育家生涯被人們遺忘，僅僅以“披着羊皮的狼”的虛僞形象停留在中學語文課本里。如今，他再一次劃過人們的視野。
司徒雷登，一個在中國現代史被書寫爲“聲名不佳”的人，一個虔誠的傳教士，一個生活中西文化邊緣裏的人，如何在個人意願和宗教所需之間，在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之間，取得平衡並融合美好理想和現實困難?
一
這是1936年6月24日。
北平西郊的燕京大學裏熱鬧非凡。一場盛大的文藝演出正在進行。開幕前，年輕而英氣的學生向那位鶴顏的外國老翁獻上了一副中國傳統刺繡，此時，全場觀衆起立，向他三鞠躬。
多年後，這個老翁回憶起此情此景，仍然激動不已。那是他——司徒雷登的六十大壽。不僅在燕大，全國很多地方的燕大校友都舉行了大大小小的祝壽活動。在燕園的祝壽活動上，南京國民政府主席林森贈送了錦旗，國立北京大學校長和美國駐中國大使分別代表中外來賓向司徒雷登致祝辭。燕京大學的校工甚至敲鑼打鼓送了一塊匾額，上書“有教無類”，用這種最爲傳統的中國方式表達他們的讚美。
時任燕大教師的冰心在《燕大週刊》上撰文，對校長的懿德嘉行給予高度讚美：“這團體上上下下、前前後後，總有上千上萬的人，這上千上萬的人的生、婚、病、死四件大事裏，都短不了他。爲嬰兒施洗的是他，證婚的是他，喪禮主儀的也是他。你添了一個孩子，害一場病，過一次生日，死一個親人，第一封短簡是他寄的，第一盆鮮花是他送的，第一個歡迎微笑，第一句真摯的慰語，都是從他而來的。”
他登上了作爲一個外國傳教士在中國事業的巔峯。
這遠遠超出了他的夢想，他曾經爲了去不去做這個麻煩的大學校長而猶豫盤桓。在他的回憶錄《在華五十年》中，他承認：
時間一個星期又一個星期地過去，雙方都催促我儘快作出決定，但我仍然拿不定主意，同時又得勉強答應到北京去了解一下情況。以後，我多次想脫身，但最終不得不履行自己的諾言。
在金陵神學院執教的司徒雷登各方面都得心應手，而且還在從事幾項寫作計劃，他似乎可以成爲一個出類拔萃的傳教士和寫作者。但命運最終把他推向了一條更爲輝煌也更加曲折的道路。
二
1919年1月31日，司徒雷登到達北京。他坐着一輛臨時僱來的黃包車，頂着深冬凜冽的寒風，來到位於城北的長老會佈道團上任。他發現自己陷身於一團麻煩之中。
首先是給這所由幾所教會學校合併的大學命名的問題。《在華五十年》裏他回憶了當時的“緊張”和“分歧”。當時的匯文大學校長劉海藩博士堅持保留舊校名，並要求新校址緊靠原校址。匯文大學畢業生代表團也聲稱如果更改校名，就不再承認這所學校是他們的母校。而其他學校的師生則堅決反對新校用“匯文”作校名。華北協和大學的一些學生宣佈如果採用了“匯文”這個校名，“他們會戲劇性地把他們的畢業文憑堆積在通州的校園裏付之一炬，以象徵其母校的毀滅”。司徒雷登會見的雙方畢業生都是一些主要人物，他們在教會工作中都表現突出。他們對聯合表現出的強烈的反對情緒，司徒雷登認爲這是中國人愛“面子”的心理。
在糾纏的泥坑之中，作爲唯一的中間人，司徒雷登建議提名由一些不帶偏見的中外人士組成一個專門委員會作出決定。一位叫誠靜怡的傑出傳教士提議用“燕京”。古代燕國的首都，這是富有魅力和詩意的名字，每個人都感到滿意。也有一種說法是，這個名稱是由蔡元培和胡適提議的。
然後是爲新校選地址而奔走。幾校合併以後，燕京大學分爲男女兩部。男部在原北京內城東南角的盔甲廠和馬匹廠(今北京火車站附近)，女部在燈市口的佟府夾道衚衕。兩部相隔過遠，女生每天要花很多時間到盔甲廠這邊來上課，極不方便。而這幾處地方又都很狹窄，沒有進一步發展的空間。司徒雷登認爲應當重新選一個新校址。
“我們靠步行，或騎毛驢，或騎自行車轉遍了北京四郊也未能找到一塊適宜的地產”。有一次，他應清華一些朋友之約聚會，其中一位朋友問到：“你們怎麼不買我們對面的那塊地皮呢?”一次談話產生了一座美麗的校園。
選定校址後，司徒雷登面臨的是大學最重要的籌款問題。在正式接受董事會的聘請之時，他曾提出不管經費的事情。據說那是美國私立大學新任校長的通例。作爲一所教會大學，燕大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政府資助，經費完全依賴教徒捐贈和教會組織籌措。司徒雷登的第二次北京之行由哈利·魯斯博士陪同，他便推薦他擔任紐約燕京託事部的副主席，以便他主管經費方面的問題。到任後，司徒雷登也不得不以極大精力爲資金而奔波。抗戰前，他曾先後十次回到美國，向社會各界尋求資助。後來還在中國發動募捐。要說動美國人爲一所在遙遠的中國的教會大學獻金並非易事。在給一位同事的信中，司徒雷登訴苦說：“我每次見到乞丐就感到我屬於他們這一類”。他在1929年的《燕大年刊》撰文說：
我們還需要更多的男生宿舍樓，更大的圖書館和圖書設備，還需要添建一座婦女醫院和幾座教職員住宅。我們每年收入已超過七十萬元，已比十年前增加十倍，但就是採用最經濟的計劃，也還是不夠支付目前所進行工作的費用，而且還沒有儲備足夠資金用作擴充建校計劃及作臨時救濟金和彌補物價高漲之用……
司徒雷登是一位合格的、會“找錢”的大學校長。 經過他不懈努力，爭取到了中美兩國民間機構的大量捐款，其中包括霍爾基金會和洛克菲勒基金會這樣財力雄厚的組織的資助，可以爲學校修建校舍、添置和維修設備，興辦文化事業(如著名的哈佛燕京學社)。到1937年爲止，燕京大學收到的捐款高達250萬美元。1917-1918年燕京大學總預算爲35000美元，有87%來自教會撥款;到1937-1938年預算爲215000美元，其中教會撥款佔到14%。
三
財政成長使許多熱情洋溢的理想的實現成爲可能。由司徒雷登和幾位皆在中國出生的傳教士一起爲燕京大學擬定了“因自由得真理而服務”的校訓，他們認爲教會學校應當是一個由宗教信仰、科學精神與方法，以及無畏的探求精神所構成的混合體。它來源於《聖經》中的兩句格言：一是《馬太福音書》第20章第28節的“人本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的”;另一句是《約翰福音書》第8章第32節的“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後一句也是美國弗吉尼亞大學的校訓，由托馬斯·傑弗遜書寫在該校的正門上方。靈感使司徒雷登將這兩句話結合起來，作爲燕京大學的校訓。多年之後，他自豪地說：“我所知道的大學校訓沒有哪一個曾對它的學生產生過如此重大而有力的影響。”
在未名湖南岸，一座長方形的漢白玉墓碑告訴過往的人，這裏是著名的斯諾墓。墓地往南，是兩幢古典式的二層樓，這是當年燕京大學新聞館，斯諾曾經在這裏教授“新聞特寫”、“旅行通訊”兩門課程。後來是北大生物系的教學樓。燕京大學是中國首個創辦新聞系的大學，初創於1924年，中間因經費短缺而一度停辦，1929年重新建系。新聞系的指導思想在今日的新聞人看來，仍然令人激動：“藉着鼓勵許多受過良好教育、有理想的人從事新聞工作，以協助中國發展高尚、富有服務精神及負責任的新聞事業。” 彼時的中國，新聞事業尚處於草創階段。燕大新聞系的首屆畢業生竟然只有趙恩源一人，若干年後，他成爲著名的《大公報》的副總編輯。1931年始，新聞系開始大量聘用校內外的專家和國內外有影響力的資深報人、報業專家和著名記者來系裏做兼職教師，做講座。新聞系聲譽日隆，畢業生大受歡迎。
這一切，當然與校長司徒雷登的努力有關，他曾說新聞系是他特別偏愛的一個系。當他躺在“臨湖軒”寓所的牀上，想着燕大新聞系的畢業生一度“壟斷”了中央新聞社派駐各國的代表，那種滿足感一定非常美妙。 從司徒雷登尋到這塊土地之時，他所希望建立的是一所“經得起考驗的大學”，“允許自由地講授真理”，“把最高級的有教育有文化的青年男女奉獻給親愛的中國”。
在第一個十年間，燕京大學走向了更加徹底的中國化。在56位教授級的教師中有36位是中國人，其中20位是在美國大學裏獲得博士，其餘15位也都取得碩士學位，有一位是在中國舊科舉制度中取得功名的進士。1928年，美國加州大學對亞洲高校的學術水平進行調查統計，燕大被列爲甲級的兩所基督教大學之一，其畢業生有資格直接進入美國大學的研究生院。1930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授予司徒雷登名譽文學博士學位，以彰顯他爲燕京大學所作的努力和作爲個人的成功。
戰爭的到來打斷了順利行進的大學教育。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中日兩國全面進入戰爭狀態。之前，華北高校紛紛南下或內遷，司徒雷登經過仔細權衡並商請在美的燕京託事部同意，決定留在北平繼續辦學。燕京大學升起美國國旗(這以前它只掛校旗和中國國旗)，恢復了因爲戰爭而中斷的入學考試。據當時統計，原來燕京大學的學生只有800多人，“七·七”事變後聚增至1200餘人。然而，小心謹慎並沒未能使燕京大學逃掉厄運的打擊。正所謂：覆巢之下，焉得完卵!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次日凌晨，日軍包圍燕京大學，宣佈燕大即時由日軍接受管理。“九日遣散學生，男女生一千餘人，略攜衣物，一時俱散”(鄧之誠《南冠紀事》)。美麗的燕園淪入日本人之手，被用作傷兵醫院。司徒雷登和一批學生相繼被日軍逮捕。此後直到1945年8月17日(日本天皇宣佈無條件投降後兩天)，司徒雷登在監禁中渡過了三年零八個月又十天。
司徒雷登聲望如日中天，成爲那時在華最有影響力的外國人。然而，中國人常說的一句話是“盛極必衰”，那是因爲在風雲詭譎的政治社會裏，個人無法掌控自己的命運。在中國爲近代以來首次的勝利而揚眉吐氣之時，司徒雷登的道路，卻悄悄扭轉了方向，進入了他一生中的厄運時期。
四
1946年，二戰結束，70高齡的司徒雷登戲劇性地被任命爲美國駐華大使，扮演着雙重角色——既是國共談判的調停人，又是美國政府支持國民政府的代表。他苦心孤詣建立的教育家形象毀於一旦。1949年，國民政府大勢已去，司徒雷登拒絕撤退，敦促美國政府率先承認共產黨政權，毛澤東和周恩來曾祕密邀請他北上，但由於美國政府反對，中美之間高層的接觸機會稍縱即逝，此後便是幾十年的敵視和對立。
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乘坐一架破舊的美國軍用飛機離開中國，他心情沮喪，離開了一生的大部分事業所繫之地，在西子湖畔和燕園裏長眠着的父母妻子。爲了挽回影響，8月5日，美國政府發表“中國問題白皮書”，司徒雷登也成爲頂罪者之一。因爲他曾祕密建議白宮拋棄國民黨政權，蔣介石1952年也明確表示不歡迎他再派到臺灣。
而8月18日新華社播發的社評、由毛澤東親自撰寫的《別了，司徒雷登》最終使司徒雷登成爲一個徹底的悲劇使者。在中國生活並苦心經營的50年成爲政治笑料，並永遠淡出中國人和美國人的視野，司徒雷登備受打擊，中風偏癱，他被送到了醫院。十三年後，他因心臟病發逝世於華盛頓，臨終遺言是希望自己的祕書傅涇波把自己的骨灰帶回中國，安葬在燕大校園內妻子墓旁。上個世紀80年代後期，由於有人聯名上書反對他歸葬燕園，認爲他是敵視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帝國主義分子。一直到2008年11月17日，他的骨灰才最終安放於生與斯長於斯的杭州。
他在晚年所寫的回憶錄裏開篇第一行寫道：
我一生中大部分的時間都是以中國爲家。精神上的屢屢紐帶把我和那個偉大的國家及其偉大的人民聯繫在一起，我不但出生在那個國家裏，而且還在那裏長期居住過，結識了許多朋友。我有幸在那裏度過了我的童年，後來又回到那裏當傳教士，研究中國文化，當福音派神學教授和大學校長。1946年，我在意想不到的情況下，被提升爲美國駐南京大使，然而，在1949年，我作爲大使，最終卻是很不愉快地離開了那個國家。
1952年，幾乎熔鑄司徒雷登畢生心血的燕京大學被解體分別併入了八所大學。 儘管他身上“彙集了希臘文化的智慧、希伯來的宗教聖靈和中國文化的、溫和的人道主義精神，沒有一般傳教士身上所表現出的狹隘性”(北大校長蔣夢麟語)，他仍然不免於困惑、無奈和尷尬。他最終悲劇性的命運和燕京大學的消亡，是那個特殊時代東西方關係的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