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記者體驗印度“賤民”生活
環球時報特約記者李雪報道，英國《經濟學人》雜誌特派記者詹姆斯•阿斯蒂爾日前深入印度恆河平原上的一個小村莊，與村裏的“賤民”同吃同住，親身體驗低級種姓近乎原始的傳統生活方式。“賤民”深受印度根深蒂固的種姓制度之害。
五分之一劃歸“賤民” 種姓制度廢而不除
故事發生在印度北方邦東部地區一個名叫沙哈伯普爾的小村莊。“內戰”了一夜之後，薩拉•帕拉薩德土坯茅屋四周的流浪野狗終於漸漸恢復了平靜。現在時間才凌晨5點。薩拉躺在茅屋外支起的一張輕便牀上，透過惺忪的睡眼，頭頂的樹枝影影綽綽。一隻笨拙的烏鴉醒來了，發出一聲聲哀鳴，在枝丫間跳來跳去，弄得枝葉沙沙作響。薩拉從輕便牀上爬了起來，在十多隻蜷曲着身子睡覺的野狗之間穿行，忙碌的一天就這樣開始了……
爲了養家餬口，45歲的薩拉做着兩份營生。因此，他每天不得不一大早就起牀，匆匆趕往沙哈伯普爾集市上的修鞋攤。集市上林立着大約30家店鋪，街道上車水馬龍，人來人往。薩拉因此得了個“修鞋匠”的綽號。他的另一份工作則是剝死牛死羊的皮。每天，他都會蹬着腳踏三輪車拉來動物屍體，將皮剝下來，然後把屍骸扔給周圍的野狗。他將剝下來的皮粗略地初步處置一下，就將皮和骨頭出售給當地一名交易商。這樣他每月可以掙到500盧比(約合11美元)至1500盧比。
薩拉家族從事皮革製造工作已有幾百年的歷史。印度教規定他的家族從事這一行當。薩拉家族屬於製革種姓——印度歷史上數十個從事卑賤或“不潔”職業的種姓之一，並因此被視爲“不可接觸的人”(“賤民”)。最初有五分之一的印度人被劃歸這一羣體。1947年，印度獨立後不久即宣佈取締種姓制度。然而，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在印度鄉村，種姓等級依然森嚴，尤其在印度北方廣袤肥沃的恆河平原上更是如此。
像動物一樣隨地大便 接生也是“不潔”職業
薩拉一家五口擠在兩間土坯茅屋裏。茅屋四周是一片未開墾的荒地，人和動物的糞便隨處可見。薩拉的妻子蘇什拉則從事另一項“不潔”工作——給村裏的產婦接生。這或許有些令人奇怪。然而，保守的印度教徒蔑視爲他們的孩子接生的婦女。這是因爲，接生婆會接觸胎盤。
雪上加霜的是，薩拉夫婦被當地村民視爲外地人。他們於20年前從鄰近的中央邦遷移來到沙哈伯普爾。他們在這裏沒有任何朋友，村裏人不會邀請他們參加任何婚禮。薩拉向記者表示，他時刻生活在恐懼中——仇恨他們的鄰居甚至會放火燒燬他的茅屋。而在記者到來之前，他還從來沒有在家中款待過任何客人。
一名英國記者主動要求留下來，在沙哈伯普爾村逗留一週，體驗村裏印度人生活的點點滴滴，這在薩拉看來已經不可思議。而這名記者的翻譯，一位年輕的中產階級婆羅門——印度教祭司種姓的一名成員——竟然與他們一家人分享麪包，也許就像天方夜譚了。薩拉毫不掩飾他的訝異之情，他說：“我怎麼都沒有想到，我居然會在家中看到這樣的人。”
秋日的太陽已經升起，籠罩在沙哈伯普爾村綠油油的稻田上的縷縷薄霧漸漸散去。半英里外的一個小村莊，傳來了鍋碗瓢盆歡快的奏鳴曲和兒童的尖叫聲。薩拉的小茅屋四周是荊棘灌木圍成的簡易柵欄。柵欄外的荒地上蹲着兩名男子，相距約20碼的樣子，兩人一邊友好地聊天，一邊排泄宿便。
楝樹是村莊公共財產 窮人折樹枝刷牙
這時，一名身穿藍色格子莎籠和T恤的男子騎着自行車而來，這也是村裏大多數村民的統一服飾。他在茅屋外停了下來，支起了自行車。然後爬上了茅屋旁的一棵印楝樹，從樹上折下一根嫩枝後，就又滑下樹來。然後他就在門口一邊踱來踱去，一邊將樹皮剝掉。剝完之後，他就開始用門牙磕樹枝，將末梢軟化成纖維刷，接下來就在後牙和牙齦之間來回刷動。楝樹含有一種溫和的殺菌物質，因此成爲數百萬印度窮人的牙刷，甚至中產階級也使用由其製成的牙膏。
刷完牙之後，那個男子盯着薩拉和他的客人目不轉睛地看了一會兒。然後，他又從中間將枝條劈開，開始用裏面綠色的部分刮舌苔。最後，他把用過的楝枝條隨手一扔，跨上自行車揚長而去，自始至終甚至沒有說一個字。
外人看來這似乎極其沒有教養。或許，比比皆是的粗蠻無禮的生活方式與優美迷人的田園風光極不諧調。然而，事實或許並非如此。在沙哈伯普爾村，楝樹被視作“公共財產”。不僅如此，村民之間也極少相互打招呼。因此，這一切也就見怪不怪了。
種姓等級森嚴不得相互通婚 恐嚇毆打成“賤民”家常便飯
沙哈伯普爾村總人口1萬多人。在人口稠密的印度北部地區，它只能算一箇中等規模的定居點。在這裏，村民們主要根據種姓成分分區而居，很少跨種姓進行社會交往，且不同種姓之間從不通婚。
不僅如此，村裏的“達利特”(印度獨立前對社會最底層民衆的一種特定稱呼，即“賤民”)還經常遭到恐嚇毆打。村裏共有6個“達利特”種姓羣體，其中最大的查馬爾羣體卻也是生存狀況最惡劣的。他們是整個村莊最窮困的一個羣體。不僅如此，據多位村民介紹，查馬爾人還經常遭到其他種姓的欺凌和毒打，其中尤以帕特爾種姓爲首。
帕特爾種姓是沙哈伯普爾村最大的團體，擁有約3000人。事實上，帕特爾本身也只是低級的農民種姓，在種姓階梯上僅比“達利特”高出一兩層而已。但是，他們卻極其惡毒，通過欺壓“達利特”來體現自身的優越性。
種姓制度的罪惡:較高種姓男子只需幾把米就可佔有“達利特”婦女的身體
然而，在沙哈伯普爾村等級森嚴的種姓制度下卻也有一個超越種姓鴻溝的例外，包括許多穆斯林和印度教男子在內甚至都很享受這一例外。據說，只要幾盧比或者幾把米，他們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要求與“達利特”婦女做愛。而這一切通常發生在日落時分，村民們成羣結隊地到田野裏清洗時。在一次調查中，高達40%的非“達利特”男性對這一遠古傳統表示支持。而據薩拉介紹，在蘇什拉的青春美貌消逝前，他幾乎夜夜生活在恐懼中——醉醺醺的帕特爾青年男子在他的茅屋外不停地大喊大叫，向蘇什拉求愛。
所有這些現狀不禁令人回憶起了印度“賤民”領袖安貝德卡抨擊村莊的名言。安貝德卡責問道：“除了地方主義的巢窟，愚昧無知的洞穴，心胸狹隘和地方自治主義之外，村莊究竟有何益處可言？”安貝德卡爲1949年印度憲法起草委員會主席，被尊稱爲“印度憲法之父”。與之形成顯明對比的是，聖雄甘地卻認爲村莊是印度理想的社會單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