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來，對於武則天的慾望和野心，一直是一個熱門話題。雖然實際當皇帝也只有十五年，但對唐朝和整個中華歷史的影響都非常大，爭論從未停息過。
從高宗後期開始到完全掌控天下的武周時代，武則天從一個身處後宮的女人，在皇帝李治的支持下，終於一步步走到臺前。固然有唐朝風氣較爲開放的一面，李治排除萬難希望武氏輔佐他繼續實現李世民的希望，也從制度、人事等方面放手讓武后實現了決斷事務的可行性，這是高宗時期朝堂與後宮之間的背景因素。
武氏善於用人堪稱唐朝數一數二，不但善用手段狠辣的酷吏來俊臣、索元禮、周匝或李義府、薛懷義等反面人物;更善用能幹的大臣，用科舉明經科選出狄仁傑、張說等人，後來還發掘魏元忠、張柬之、崔玄暐、姚崇、宋璟、張九齡等，影響全是顯赫一時的名臣。
武則天個人喜好文學人士沒有疑義，選用的人實際都有行政才幹，像許敬宗、張說、上官婉兒、裴炎可以說才華很突出，另外像駱賓王、楊炯、陳子昂這樣的純文人，武則天都希望能夠納入“人才庫”，在行政軍務方面他們都有實際見解。像楊炯投靠武則天以後基本喪失文學才幹，就在地方爲官，頗有向酷吏學習的不好名聲，但也足以說明楊炯具有實際行政能力。 連最後寵信的張易之，其實都是才學不一般的人。
陳子昂是一個出道和身死都在武則天時期的典型，過去很少人注意他的立場。他是光宅元年(684)科舉進士出身，以論述文章受武則天欣賞。對有知遇之恩的武后，他從內心完全支持，大讚武后“非常之主”，完全不同情徐敬業、駱賓王、琅琊王李衝、越王李貞等擁戴李唐一夥，還爲武后獻上計策，極力稱道武后享有各種符命，“天之降命，敢不對揚?而孤負聖恩，萬一無補，死罪死罪。”(見《上軍國利害事》，收錄於《全唐文》)。
唐朝前期進士並不像後來宋朝的待遇，就算中了進士也不一定能有好的前途。陳子昂雖然受武則天欣賞，也只不過做了右拾遺(當時屬於八品小官)，提建議也沒多少被採納。在武周開始階段，爲了控制局面，流行風聞奏事，陳子昂對一些大臣諂媚風氣很不滿，對武則天提出自己的看法，但並沒有批評武氏採取這一策略，只針對那些酷吏，並規勸皇帝遠離小人。同時對刑法嚴酷進行了批評，“刑措之道，政在任賢“(見《明必得賢科》)“刑措之政，在能官人，官人惟賢，政所以理。”(見《重任賢科》)像王夫之後來就評價，雖然陳子昂因文才而入選，但陳子昂不單是一個文士，也是有一定綜合能力的人才。
像陳子昂曾隨武攸宜(武后的族侄，封建安郡王)出征契丹，正是萬歲通天時期，他的建議不受採用，導致犧牲許多唐軍將士(史書記達30萬衆可能有誇張，但也意味當時府兵制衰敗，所以玄宗後唐軍改募兵制)，陳子昂非常悲痛感慨，在幽州寫下千古流傳的“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詩篇。陳子昂因爲過於耿直，關懷百姓疾苦不斷直抒己見，內容涉及民生、軍事和經濟，最後武三思反而讓蜀中官員羅織罪名將其關押起來，迫害而死。
陳子昂完全代表了當時大量中下級官員，幾乎都是武氏所發掘，並沒有多少還真正眷顧李唐，或者並不以此爲涇渭分明的忠或不忠。唐朝能夠在武則天改變李唐天下以後繼續維繫興盛，自然有比較特殊的社會和朝廷都能包容的獨到之處。
一方面是開放、包容的社會文化，唐朝儒釋道三家並重，甚至外來文化都兼容幷蓄，加上女性地位問題，所以，當時反對武則天的主要還是李唐內部，包括像長孫無忌這樣特殊的名門功臣後裔。反過來，大多數真正臣子，即便有一些私下非議，但並不覺得武后主事屬於一種危及社稷的原則性問題。
一方面唐朝前期朝廷事務與皇家事務已經基本分離，這在隋唐歷史轉型階段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變化。從隋朝纔開始初步改變之前習氣，但還沒有完成轉型，唐高宗、武后才進一步調整科舉，舉行制舉，以多種方式選拔人才，並親自殿試。同時調整三省制，分化職權，這樣就真正實現皇室與朝廷的分離。
都知道，武則天個人才幹非常突出，然後充分利用時代環境，造就了她能夠施展抱負的途徑和媒介。武則天之所以能夠發掘和利用人才的長處，不是身處高位就一定做得到，歷史上才智昏庸的帝后簡直不計其數。這需要建立在自身對各種文化和能力都兼容幷蓄，身爲帝后一體的武氏原本也代表唐朝開放的一個側面。
影視劇中老年武則天形象
好比武則天對儒釋道一視同仁，看起來她以彌勒佛轉世爲噱頭，更傾向佛教，如她在洛陽禮敬康法藏(俗家姓康，不是華人，而是西北塞外康國人，今烏茲別克斯坦撒馬爾罕境內)大師，創立中華華嚴宗，《華嚴經-金獅子章》爲康法藏大師與武則天交流的精彩哲學論述。康法藏最後圓寂於洛陽龍門，以非常高的待遇享受厚葬，不亞於當初對玄奘大師的尊崇。
同時，武則天對禪宗傳承也很重視，六祖惠能手中的木棉袈裟法衣回到武則天手中，在宮中供奉一段時間，爲了確保禪宗傳承，武則天親自選擇傳人，把北宗神秀大師和南宗惠能以及衆多高僧十來個請到洛陽考評，最後祕密交給智詵(讀深)大師，帶回蜀中德純寺(今四川資中寧國寺)保存。
另外，武則天對道家司馬承禎、張果等高人也非常崇敬。司馬承禎在高宗時拜師嵩山潘師正，後隱居終南山，再隱居天台山。與陳子昂、盧藏用(正是盧藏用與司馬承禎的對話道出“終南捷徑”這一成語)、賀知章、王維、李白等都有交往。
起初司馬承禎沒有應招。但武氏以雷霆手段取代李唐，以彌勒轉世等傳言擡升釋家地位。司馬承禎擔心過於得罪武氏會對道家不利，最終來到洛陽奉詔。天下道士多了去，司馬承禎被武則天欣賞，主要是他才華出衆，琴棋書畫皆有水準，書法隸和篆尤其厲害，還自創金剪刀體。他結交的也都是當時文士名流，也足以印證他學識非凡。
聖歷二年(699)，武則天在皇宮執師禮待之，親降手敕對司馬承禎大加讚美。在洛陽住了一段期間，司馬承禎把握時期以溫和方式向武則天提點釋道兩家合流共濟，再三向武則天闡明陶弘景的“佛道雙修”學說，初步闡述了“儒、釋、道本爲一家，殊途同歸”的意見，得到武則天認可。
在洛陽期間，司馬承禎也廣交朝廷官員，爲道教興盛打好上層關係，其中包括武后的兒子睿宗李旦。但司馬承禎並沒有打算長久下去，再讓武氏心生忌諱，沒多久即上表請求離京還山，武則天委託麟臺監李嶠爲其餞行。
假如客觀一些看，武則天是有一套靈活的用人策略，哪怕中間經歷武周時代轉變，中原並沒有太大動盪，這本身已經是非常難得的人事安排，如果不是武則天選出了大量實際有才幹的股肱之臣，單純是武氏子弟和大量趨炎附勢的小人，只怕李唐就此瓦解也不是什麼稀罕事。
武則天個人傾向欣賞文學才幹和行政能力兼備的人才，文臣比較多，武將卻相對匱乏，雖然像魏元忠文武雙全，總體境遇無法和太宗、高宗時代相比。軍事上，武氏還是比較喜歡用自家子弟爲主，魏元忠與武三思的衝突持續到中宗李顯復位以後。魏元忠屬於偶爾被拉去應付徐敬業、吐蕃等亂局，像一個救火隊員，可能根本上武后不大信任外人長期帶兵。
另外裴行儉是高宗時老將蘇定方提拔，也是文武雙全。可惜高宗末年就病故才六十出頭。蘇定方收降的黑齒常之(百濟人，今算韓國境內)，本來可以有更多作爲，但武后時期被酷吏所害，還有王方翼是王皇后的兄弟，也是早流放而死。
其次，因爲唐朝比較開放，武則天個人道德瑕疵對社會沒有太大影響，但她選拔的高級官員對局勢走向卻產生了重要影響。
像裴炎、狄仁傑等重要大臣，包括崔玄暐(本名崔畢，狄仁傑舉薦，武氏加以重用爲宰相)，這些人才對李唐最終傾向不能說順理成章，但結果也屬於人之常情。
以狄仁傑來說，本是科舉明經科出仕。明經之意，就是對傳統儒家忠孝節義都是十分精通曉達。他反而就是在武后得勢以後爲官，隨着武后與李唐的矛盾尖銳化，狄仁傑的糾結一大表現就是越王李貞。狄仁傑是豫州刺史，恰恰李貞在豫州舉兵，狄仁傑作爲地方官員絲毫不支持朝廷行動。宰相張光輔回去以後奏報武后，將狄仁傑貶官。
狄仁傑對張光輔等人帶兵滋擾勒索百姓十分不滿，武后欣賞他心胸坦蕩，愛惜百姓，足見武氏對真正人才的渴求收服心理。
稱帝以後，將狄仁傑升爲宰相，立刻被舉報有不軌，主要還是狄仁傑傾向李唐流露一些痕跡，很多人以此表示打擊。奏報聽得多了，武后心裏還是不爽，把狄仁傑交給來俊臣處置。狄仁傑的兒子狄光遠入宮鳴冤。武氏親自過問，免去狄仁傑死罪，另外貶官解決。武承嗣等多次建議處死狄仁傑，武氏仍然存着惜才收服的心理，一直沒有同意。
神功元年(697)狄仁傑再次爲相，這期間東北、西北都有大變化。武則天爲了鞏固安西四鎮大舉調動士卒充實塞外，塞外從高宗到武后連番作戰，確實民生艱難，狄仁傑出於愛護百姓而建議停止，甚至希望撤去遼東的安東都護府，再立高氏爲高句麗君主。這就體現狄仁傑的儒家觀念，他的塞外方案以養民息爭爲主旨，與武則天繼承太宗以來的王霸色彩的君主眼光完全不同，所以武氏並沒有採納。
狄仁傑在宰相位上就是愛民養民，盡力挽回損失，弘揚儒家寬厚仁德、輕徭薄賦的種種特色，所以狄仁傑歷來在民間口碑相當好。包括勸諫武氏不要過於迷信佛教，《資治通鑑》記武氏到三陽宮參拜舍利，狄仁傑進言：“佛者戎狄之神，不足以屈天下之主。彼胡僧詭譎，直欲邀致萬乘，以惑遠近之人耳……非萬乘所宜臨也。"武氏中途折返，對左右說：“我是爲了成全狄公的直臣之氣。”
另外狄仁傑也愛惜人才，這方面迎合武氏渴望多多收納人才相輔相成，其中包括後來完成恢復李唐的張柬之，包括令武氏十分詫異的崔玄暐。神龍元年(705)，張柬之、桓彥範、敬暉、袁恕己等祕密舉兵，殺了張氏兄弟，擁戴李顯復位，將武后遷往上陽宮，崔玄暐來探視，武后十分意外崔玄暐會參與其中：“諸臣進皆因人，而玄暐我所擢也，何至是?”對曰：“此正所以報陛下也。”(見《新唐書·崔玄暐傳》)
關於張柬之的典故，就是武則天希望在狄仁傑再推薦一個得力的宰相，狄仁傑舉薦了張柬之，但武氏只是稍微提升了張柬之的官位，過了一段時間，武氏又提宰相的事，狄仁傑又拿張柬之說事，一直到武氏任命爲相，終於了結狄仁傑的心願。武氏似乎起初是知道張柬之對李唐的態度十分明顯，所以一直不肯重用。最後礙於狄仁傑的情面才拜相，也等於默認將來還是同意把社稷交回給兒子。
再次，很久以來，有一個讓人疑惑的問題，武則天能力如此出衆，也提拔那麼多能幹的人才，爲什麼千辛萬苦創立武周，還是不能避免李唐復位?
個人覺得這要從兩方面看，其一是她本爲李治的皇后，她前無古人的登上女皇尊位，結果導致一個矛盾：從傳統家庭和禮法習俗，皇帝傳位只能傳子嗣。武氏的尷尬在於她的身份是女人，從婚姻習俗而言，她的子嗣姓李。但武周皇位按說應當以自家本姓爲尊，理論上皇位繼承者確實該姓武，儘管很懂明哲保身的李旦在武氏登位後已經請求賜姓爲武，但天下皆知，李旦還是李旦，沒幾個人會當他是武家子弟。
其二，武家子弟在李唐時的身份屬外戚，過於染指行政軍事本就會受到傳統非議。何況武周以來，武氏家族對李氏充滿排擠和敵視。整個武周時期，武氏子弟、張易之、張昌宗兄弟、李唐宗室勉強可分成三大陣營，前兩方還曾聯合針對第三方，然後互相之間也關係微妙，這就是武周後期最大的隱祕。
影視劇中老年武則天與張易之
當武則天年過八旬，張家兄弟基本主事，狄仁傑死後，像張柬之、崔玄暐等後繼宰相基本見不到女皇的面，感覺宮中危機重重。這時候，大臣們擔心張家兄弟意圖不軌，加上張柬之、崔玄暐算是人品端正，以傳統禮法論，人心還是嚮往李唐，這就以清除張家兄弟爲目標出現神龍之變。
李唐復位，其實是一次偶然意外，但又像一個必然結果。她的武周面對的是一個非常微妙的悖論和矛盾的結局，似乎註定不能夠延續下去。
爲什麼原本很支持武后的重要大臣裴炎在醞釀登位前夕會忽然轉變了態度?
《舊唐書》記武承嗣請立武氏七廟及追王父祖，裴炎反對，“進諫曰：‘皇太后天下之母，聖德臨朝，當存至公，不宜追王祖禰，以示自私。且獨不見呂氏之敗乎?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太后曰：‘呂氏之王，權在生人;今者追尊，事歸前代。存歿殊跡，豈可同日而言?’炎曰：‘蔓草難圖，漸不可長。殷鑑未遠，當絕其源。’太后不悅而止。”裴炎鑑於武氏子弟野心勃發，但毫無才幹，試圖徹底扭轉傳承，李氏家族將面臨滅頂之災，裴炎的態度就發生了一百八十度轉變。
影視劇中的裴炎形象
揚州起兵不久，裴炎進言認爲徐敬業、駱賓王之事就源於武則天試圖以武氏家族取代李氏家族，建議歸還李顯主事，天下將再無藉口滋事。又一次觸犯武則天忌諱，最終招來殺身之禍。史書記：“炎奏曰：皇帝年長，未俾親政，乃致猾豎有詞。若太后返政，則此賊不討而解矣……光宅元年十月，斬炎於都亭驛之前街。”
另一武氏很倚重的劉禕之也和裴炎差不多，《舊唐書劉禕之傳》：禕之嘗竊謂鳳閣舍人賈大隱曰：“太后既能廢昏立明，何用臨朝稱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大隱密奏其言。則天不悅，謂左右曰：“禕之我所引用，乃有揹我之心，豈復顧我恩也!”垂拱三年，或誣告禕之受歸州都督孫萬榮金，兼與許敬宗妾有私，則天特令肅州刺史王本立推鞫其事。
如果觀察比較，很多史書把狄仁傑營造爲完全忠心李唐的忠臣可能不符合歷史。
狄仁傑直到老死，從沒有如裴炎、劉禕之那樣說過明白無疑爲李唐表忠心的“歸政”一類話。他做到的就是確保李顯仍是太子，沒有讓武則天真正傳位給武家子弟。但狄仁傑的舉動反映的也是武周無法獲得更大範圍認同的一個背景，武氏家族基本都不得人心。
假如再分析爲何武家不得人心，單單認爲武三思、武承嗣、武攸宜等人品差勁只是次要的個人特例，根本原因是牽扯武家整體的，主要應該是：
一、武后試圖取代李唐之時就已經觸犯當時傳統儒家觀念，即使拋開男女有別這點界限，最本質的一點是李唐君主並無重大過失，貞觀、永徽以來都是太平盛世，並不是老百姓苦不堪言，民怨沸騰的末世，這時候武氏取代李唐是很難被朝野上下接受的，這是最根本的一條，所以，徐敬業、駱賓王這些外臣，裴炎這樣本來忠心武后的重臣都敢於反對，他們就是保李唐社稷。
二、武周之後再要把皇位過度到武家，就更冒天下之大不韙，再一次引起反彈，狄仁傑這樣的大臣也心有腹誹了，但需要顧全武則天的形象，同時也看出武承嗣、武三思、武攸宜等野心勃勃，而且都是沒什麼才能的傢伙，讓他們得逞只會毀掉來之不易的局面。
所以，武周最後再次迴歸李唐，推動者大多是有才幹的正直大臣，他們基本都是武則天親自認可，甚至是一手提拔的，所謂有因有果，種瓜得瓜吧。今天來看，要說一些人的命運完全沒有宿命感，似乎也不算是一種科學的態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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