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給大家帶來王安石的故事，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着小編一起看一看。
公元1047年，大宋慶曆七年。慶曆是宋仁宗的年號，這個年號一共使用了八年。此時慶曆新政已經宣告失敗。
變法已經戛然而止，但江南卻熱鬧起來，老天爺像發了瘋一樣，不停的下雨，陰雨連綿的天氣一直從初春持續到夏季。
結果大量的降水，導致江南多地出現了水患，水患把農田都淹沒了，莊稼顆粒無收，百姓沒有吃得，叫苦連天。
很自然的，那年秋季，江南各地米價瘋狂上漲，一路從每石400文飛漲到1500文。
根據沈括《夢溪筆談》上的記載：“凡石者以九十二斤半爲法，乃漢秤三百四十一斤也”，這樣算下來宋朝的1石大概相當於現在的92.5斤。而當時的一文相當於現在的0.7元，所以說，1500文錢就是1050元。一斤米大概就是11塊錢。
我們平常在超市買米大概是兩三塊錢一斤，好一點的泰國大米也就5塊錢左右一斤。所以說，11塊錢一斤的米，對於老百姓來說，還是很貴的，老百姓自然買不起這種高價米。
於是，百姓怨聲載道，各地官府不得不向朝廷求援，希望從別處調來賑災糧食。
與此同時，各地官府實行價格管控，如同疫情期間一樣，實行政府調控價格，極力抑制米價。對於不聽話的奸商，政府也極力懲罰。
然而就在所有官員都在努力賑災抑價時，位於浙江沿海的鄞縣新縣令卻做出了一項違背常理的舉動： 他不僅沒有抑制哄擡米價的奸商，反而下令漲價，要求糧食商人必須將米價維持在每石3000文以上。
這個價格已經相當高了，比1500文還漲了一倍，相當於每斤米高達22塊錢。同時，他公然接收米商賄賂，如有糧食商人不賄賂他的，他竟還派人去索要。
沒錯，能做出這個如此瘋狂之舉的鄞縣縣令不是別人，就是我們熟悉的王安石。
那麼，我們的疑問是，王安石瘋了嗎?一開始大家都不明白，所以，很多人舉報王安石，搞得王安石差點丟了飯碗。但不久後大家都說王安石是個好官，是個好人。
因爲很快一個奇特的現象發生了，江南其它地方紛紛出現米商囤米不售，又因朝廷沒能及時調來賑災糧食，致使百姓或奔走他鄉，或餓死街頭，屍橫遍野，唯獨鄞縣一副太平景象，老百姓有吃有喝。
這時，大家都說王安石高明，佩服得五體投地。
事情是這樣的，自從王安石在鄞縣規定每石米價必須維持在3000文後，各地米商紛紛趕來鄞縣做生意。
鄞縣自古爲魚米之鄉，百姓生活富足，家中多少有些積蓄。對富人來說，雖然對王安石哄擡米價不無怨言，但能在饑荒年代買到糧食已是不幸中的萬幸，誰還在乎錢多錢少?
至於那些買不起高價米的老百姓，王安石則用從米商那裏收來的“賄賂”救濟他們。
所以說，王安石表面上看是在“助紂爲虐”，但實際上是王安石一舉三得。
首先，他這麼做使得鄞縣米糧充足，即使朝廷賑災糧食無法到來，也不必擔心買不到糧食。
其次，王安石從富商手裏收受的賄賂，並沒有落到自己的口袋裏，而是救濟窮人。此舉無異於通過官府之手，從富人的口袋中將餘錢取來幫助窮人，幫助他們渡過難關。
再次，大量商人來此地做生意，自然帶來了大量糧食，這樣才能保證鄞縣米糧充足。
等到數月後各地新米即將上市，或者朝廷賑災糧食下來後，供需矛盾發生變法，糧食商人們爲儘快將糧食販賣出去，必將自動降價，到時候撤銷每石3000文的命令，米價自然會迴歸合理價格。
所以說，如此高明的政策，恐怕除了王安石，很難有第二個人能想到了，而此時的王安石才26歲。
通過這個故事，我們可以充分看出王安石的厲害之處，他總能反常規操作，這也是爲什麼他日後能主持中國歷史上最偉大改革之一——王安石變法的原因所在。
其實，王安石變法的很多套路他在鄞縣當縣令的時候實踐過，比如青苗法，以青苗爲抵押，在荒年或每年青黃不接時將官糧以低息貸給農民，等農民有了收成，再將本息歸還政府。
這個本來就是王安石身上的故事，卻被很多人安插在了范仲淹的身上，說是王安石在杭州搞得政策。
但實際上，公元1047年，范仲淹當時在鄧州任職，根本不在杭州。把這個故事強行安插在范仲淹身上胡扯。雖然范仲淹很完美，但也不能憑空捏造，而且無論怎麼看，這個故事發生在王安石身上更可能，相比范仲淹，王安石才能幹出這種事，也才能想出這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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