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發現
邁錫尼城堡的幕牆以及箭塔、它的紋章式的獅子門以及宏偉的“阿特柔斯寶庫”在海因裏希·施裏曼的時代前在人們的面前靜靜地守候了數十世紀，所有人都認爲它們所代表的只是荷馬的英雄時代，希臘文明粗陋的開端。然而施裏曼在這個門後面的墓穴中所發現的珍寶令世人大爲震驚，特別是學者爲它爲它們所展現出的邁錫尼史前居民的精湛工藝而重新改變了對愛琴文明的看法。
然而在1867年之前就已經有大批的證據存世，如果它們能夠被認真地收集和研究的話，施裏曼的發現就不會顯得這麼戲劇性了。雖然有一些納貢，比如埃及的底比斯第十八王朝的萊克瑪拉(Rekhmara)墓中所發現的瓶罐帶有特別的樣式，已經被確認爲屬於地中海的一個民族;然而當時在地中海發現的史前殘存爲數甚少，不足以認定他們的棲居情況或是文明的程度。同樣，1870年左右默默存放在各個博物館的愛琴文物也不足以提供揭露隱藏在阿爾戈斯、特洛阿斯(Troas)和克里特神話之下的希臘祕密的鑰匙，使它們能夠得到更認真的對待。愛琴器皿自1840年起就在塞夫爾(Sèvres)和納沙泰爾(Neuchâtel)展出，它們的來源一是米洛斯的費拉科庇，另一個是凱法利尼亞島(Cephalonia)。
希臘王國成立之初被任命爲雅典文物掌管人的德國考古學家羅斯(Ludwig Ross)，在他始於1835年對於希臘諸島的考察中對一些早期凹墓(intaglio)產生了興趣(此後它們以孤立石，德語“Inselsteine”著世);不過還要等到1878年牛頓(C.T.Newton)證明它們不是變形的腓尼基產品。1866年爲了修建蘇伊士運河而在錫拉希亞島(Therasia)開採白榴火山灰，一種二氧化硅質的火山灰，在開採的過程中採礦工人們發現了一個原始的建築結構。之後，1870年法國雅典學院在聖托裏尼(錫拉島)上發現了一批陶器，它們的風格在現在看來明顯屬於稍早於愛琴晚期的器具，此外同時發現了許多石質和金屬的物件。地質學家福凱(Ferdinand A. Fouqué)根據所覆蓋的噴發地層，多少有些武斷地將它們定爲前2000年。
同時，1868年比利奧蒂(Alfred Biliotti)在羅得島伊阿利蘇斯(Ialysus)的墓中發現了許多繪有圖案的瓶罐，後來人們稱之爲第三和第四“邁錫尼”時期作品，它們由拉斯金(John Ruskin)帶回並在大英博物館內展出，卻沒有得到應有的關注，被認爲只是年代未定的亞洲當地製品。也沒有人試圖將它們與四年後在阿提卡的墨尼第(Menidi)，靠近阿爾戈斯赫拉神廟(Argive Heraeum)的一個陵墓中發現的石刻“蜂窩墓”內所發現的物件所關聯。
甚至施裏曼在特洛阿斯(Troas)的希沙利克的第一次發掘也沒有激起多大反響。直到第二層“焚燬的城市”於1873年出土，同它的工事和器皿、以及發掘者認爲是其貯藏的大量金、銀和青銅物件一起進入世人的視野後，纔在圈內引起了廣泛的興趣，並且最終跨越了這個圈子獲得了普世的影響力。因此，當施裏曼三年後來到邁錫尼墓前，所有的燈光都最終聚焦到了希臘史前的這段輝煌時期。發現表明，邁錫尼物件的製造和裝飾風格同已知的所有藝術門派都不相同，而且對於“孤立石”和伊阿利蘇斯器皿越來越廣泛的發現，以及對早期錫拉和希沙利克文物的比對讓我們對這一文明空間和時間上的深度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人們普遍接受了將荷馬筆下的物品和邁錫尼珍品作比照的做法，同時，無疑顯示了《伊利亞特》中的文明是其祖先邁錫尼人的遙遠遺產。
施裏曼於1878年重新開展了對於希沙利克的工作，並且極大地豐富了我們對於底面地層的知識，但是他沒有注意到這個“呂底亞”城市第六層所包含的愛琴遺物，直到1879年起擔任施裏曼助手的多普費爾特博士(Dr. Wilheim Dorpfeld)於後者去世之後對希沙利克繼續進行的研究，才抓住了這一點。不過在施裏曼1884年對於梯林斯上層的發掘已經使人們對史前的日常生活有了進一步的認識，他的這一貢獻兩年後由特鬆塔斯(Christos Tsountas)在邁錫尼宮殿的發現進一步加深。然而施裏曼在梯林斯的工作直到1905年才重新繼續，證實了一直被猜想的事情，即在他所發現的宮殿的底下還有另一座更早的宮殿。
自1886年起，所有的發現，包括阿爾戈利德地區之外的墳墓，包括特鬆塔斯對邁錫尼建築和小墓葬的持續發掘，以及獨立於施裏曼所發現的另一座寶庫，統統被收集到雅典的國家博物館。在同一年，許多圓頂墓在不同的地方被髮掘出來，包括阿爾基那(Arkina)、阿提卡半島的厄琉息斯、位於色薩利的沃洛(Volo)附近的迪米尼(Dimini)，泰格圖斯(Taygetus)山西側的坎波斯(Kampos)以及位於凱法利尼亞島的馬斯卡拉塔(Maskarata)。許多墓葬都被盜劫過，但還是留有一些器具。其中最富有的墳墓是1889年於拉科尼亞的瓦斐奧發現的，除了許多珠寶和金匠工藝品之外，還有一對特別珍貴的刻有獵牛場景的金酒杯。此外有一些繪畫風格粗獷的碎陶器讓人十分困惑，直到對克諾索斯宮殿的發掘之後這個謎團才得以解開。
在1890年和1893年斯泰斯(Staes)在阿提卡的托裏庫斯(Thoricus)清理出一些不這麼富庶的圓頂墓;另一些石頭鑿出的“蜂窩墓”或墓室被發現於斯巴達、阿提卡的阿斐德納(Aphidna)、愛琴那(Aegina)、薩拉米、阿爾戈斯赫拉神廟、阿爾戈利德的瑙普里亞(Nauplia)、底比斯附近、德爾斐以及距離色薩利的拉里薩(Larissa)不遠的地方。在結束於1888年的雅典衛城發掘中，許多邁錫尼風格的陶器碎片被髮掘出來;但是在奧林匹亞卻沒有任何收穫，或許是它們在引起注意之前就被棄置一旁;德爾斐的神廟遺址沒有任何明顯的愛琴物件。美國人對阿爾戈斯的赫拉神廟於1895年的發掘也無法證明它在史前時期是重要的地址，然而，就像它毗鄰邁錫尼的地理位置所提示的，在愛琴時代後期有被居住的跡象。
對史前文物的尋找現拓展出了希臘大陸。一些愛琴中部島嶼，比如安提帕羅斯(Antiparos)、伊俄斯(Ios)、阿莫爾戈斯(Amorgos)、希洛斯島(Syros)以及錫弗諾斯島都發現有異常豐富的愛琴中期文物。西蘭(Syran)的墓葬系列埋藏着蜷縮的屍體，正是已知在愛琴最典型的發現。米洛斯島很久以來就以盛產早期物件而著稱，卻一直沒有得到系統的發掘，直到1896年英國雅典學院接手，在費拉科庇發現了除了新石器時代以外愛琴文明各個階段的文物。
在青銅時代晚期的塞浦路斯地圖上(如米雷斯—J. L. Myres和李希特—M. O. Richter在塞浦路斯博物館的編目上所給出的)僅在墨薩奧拉(Mesaor'a)地區附近就顯示了多於二十五個的定居點，其中薩拉米(Salamis)附近的恩科米(Enkomi)所得的愛琴貴金屬珍品是邁錫尼之外最豐富的。商特爾(E. Chantre)在1894年於弗裏吉亞以及普提里亞(Pteria)找到了類似希沙利克所產的無光澤的物件。而隨後派往安那託利亞西北的英國考古探險隊每一次都能夠從偏遠的林達庫斯(Rhyn-dacus)、桑加利烏斯(Sangarius)以及哈里斯(Halys)等峽谷中帶回愛琴樣式的陶器樣品。
而在埃及，1887年皮特里(W. M. F. Petrie)於卡洪(Kahun)，在法尤姆(Al Fayyum)發現了克里特風格的彩繪陶瓷碎片。1889年他溯尼羅河而上，在阿瑪納山(Tell el-Amarna)幸運地發掘出不少於800件愛琴花瓶。如今在開羅、佛羅倫薩、倫敦、巴黎和博洛尼亞的衆多埃及文物收藏中也已經辨認出不少對愛琴製品的仿製之作，這已經足以償還愛琴文明在之前對埃及藝術欠下的債了。1885年在西頓(Sidon)發現了兩件愛琴陶器 [2] ;而21世紀初在巴勒斯坦基金會(Palestine Fund)對於菲利斯丁(Philistines)的發掘中出土了許多愛琴殘片，特別是塞浦路斯陶器。
西西里島東南部自從奧爾西(P.Orsi)對於倫蒂尼(Lentini)附近的西塞爾(Sicel)墓於1877年的發掘以來，已經成爲了一個早期文物的源泉，其中有自希沙利克的第二層以來對愛琴裝飾主題的持續模仿。撒丁島也有愛琴文明的遺址，比如在特蒂(Teti)附近的阿比尼(Abini)。西班牙也在加的斯(Cádiz)和薩拉戈薩附近的墓葬中出土了經辨認爲愛琴風格的文物。
然而，在愛琴海有一片土地，它的富饒在任何時候都能使所有其他的地方黯然失色，這個地方就是克里特。它的豐富使我們不得不認爲它就是愛琴文明的源泉，並且可能在很長時間內都是政治和社會中心。1885年伊達山的一個山洞裏發現了精美的青銅器，然後人們又陸續找到了一些有銘刻的紀念物，例如著名的哥提那法律(Gortyna)，這些發現引起了考古學家的注意。不過第一批被確認爲愛琴文物的是1878年卡羅愷利諾斯(Minos Kalokhairinos of Candia)在克諾索斯發現的一些物件。繼而哈爾布赫爾(F. Halbherr)在墨薩拉(Messara)南部平原的發掘工作也很有收穫。施蒂爾曼(W. J. Stillman)和施裏曼在克諾索斯進行了不太成功的嘗試，最後還是阿瑟·埃文斯在1893年走進了歷史，他在繼後的幾年內遊歷了整個島嶼，收集了零星的一些意義不詳的材料，使他慢慢感覺到重要的發現即將到來。他也收集了足夠的證據而預期能夠發現書寫的文字，而在此之前沒有人指望能在愛琴文明裏找到這種東西。最終的突破出現在1897-98年，克里特文明終於向人們揭開了它的面紗。
因此，當今這裏所稱的“愛琴地區”已經擴大到了包括克里特和塞浦路斯在內的愛琴海羣島、希臘半島以及愛奧尼亞諸島以及西安那託利亞。仍需要證據來加入馬其頓和色雷斯海岸。它的分支可以延伸到西地中海地區，西西里、意大利、撒丁那以及西班牙，以及東地中海地區，包括敘利亞和埃及。而對於昔蘭尼卡地區還需更多的瞭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