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鳳英之死 “動盪”自殺後遺體慘遭剖腹
這件事在多年前已有報導，只是細節被刻意隱瞞了。
譽滿天下的黃梅戲表演藝術家嚴鳳英被迫害致死，這類事情在文革中十分普遍。我們知道，那是一個沒有法制的年代。
嚴鳳英是吞藥死的。吞藥這種事情在那個年頭很平常。不過，嚴鳳英的丈夫很快就察覺了，馬上找來了醫生，並告知了軍代表。軍代表來到時，嚴鳳英還可以說話，神智還算清醒。實事求是地說，文革中有不少試圖自殺的人由於發現及時，還是被救活了。當迫害者發現被迫害者試圖結束生命時，多半會出於政治考慮，或者怕日後擔當責任，或者出於某種內疚，一般是要設法把被迫害者救活的，美其名曰“留個反面教員”。有些人自殺不成後，當權者便嚴加看管，防止再次自殺。
然而，這個軍代表特別特別變態。他得知嚴鳳英吞藥後，不但不準站在旁邊的醫生去搶救，反而幸災樂禍。他甚至還抓緊最後的時刻，對嚴鳳英進行最後的“現場批鬥”，逼嚴鳳英“交代罪行”，故意耽誤搶救時機，致使一代黃梅戲大師英年夭折。
所有關於嚴鳳英的故事片段裏，最慘烈的莫過於她的死。
關於嚴鳳英慘死的經過，嚴鳳英的兒子王小亞對三聯生活週刊的作者有一段這樣的回憶：
大概23點鐘，全家人都睡着了。“然後我被叫醒了，我爸爸說，你媽媽吃了什麼東西，趕快叫醫生來檢查。”王小亞對我回憶說。
大院裏有醫務室，醫生來了以後，發現血壓太低：“問她這怎麼回事，她始終沒有說。那兩個人跟我爸爸說，這不行了。”
“我爸要把她送醫院，我媽就哭，說你要聽爸爸的話，你要帶好弟弟。我當時也嚇壞了，問，媽媽你怎麼了?我媽始終沒說。沒過多久，我給我媽媽端了一杯糖水，我媽媽沒有喝。她靠在牀上，我就再次端水給她，她都端不動，後來我端給她，喝了一小口，放到旁邊去了。然後說，你爸爸呢?我說他去找板車去了。”
這時候門開了，進來一大撥人，軍代表來了。
軍代表對生死懸於一線的嚴鳳英開始了牀頭審問：“你怎麼回事?你裝病!你想自絕於人民!”審問持續了大概有半小時，“然後我爸爸找到了板車，回來了。我爸爸跟一個要好的老演員借了板車，老演員實在看不下去，求軍代表，你讓她去看病吧。人送下去以後，我就發現，在牀頭櫃那個地方有一個瓶子倒了，我一看是一個空瓶子，我知道這個瓶子裏原來有很多安眠藥，現在一點都沒有了。我趕快跟我爸說，是不是吃了安眠藥?這時候我爸爸看到瓶子，他說不得了，這是大事了。再到醫院跟醫生說，醫生說這沒辦法，要送到住院部去。從門診部送到住院部耽誤了很長時間，住院部的醫生一看說，你服毒活該，你是反革命。我們要搶救的話，要有證明文件，沒有文件我們怎麼搶救?像這種反革命，死一個少一個。”
證明開出來以後，病人已經連呼吸都沒有了，那已經是凌晨4點多了。
其實，在文革中吞藥、跳樓、溺水、上吊自殺的人有成千上萬。一般來說，人死了，迫害者便不再追究。再壞的人也知道，死人不會說話，沒有痛覺和知覺。所以，迫害再狠，也莫過置人於死地。
但那個變態的軍代表，在嚴鳳英死後還要把迫害繼續下去。
人都死了還怎麼迫害呢?軍代表自有辦法。他叫一個醫生來給死了的嚴鳳英當衆開膛剖肚。他的理由是，嚴鳳英有可能把國民黨給她的特務發報機和照相機吞到肚子裏了(其實這根本就是個不是理由的理由，試想，在這個世界上誰能把發報機和照相機吃到肚子裏呀)。
醫生一聽嚇壞了，差點癱在地上，連忙推託說：革命領導同志，俺只會按照醫書上的步驟給病人開刀治病，開膛剖肚的事俺還真沒有學過，那是法醫做的事。軍代表大怒：老子又沒有叫你給她看病，不就是叫你找她肚裏的發報機嗎?你怎麼這點革命立場也沒有?開刀、開膛不都是開嗎?你到底是開還是不開?
迫於軍代表的淫威，那個雙腿打軟的醫生戰戰兢兢地找來一把醫用斧頭，當着衆面把死去的嚴鳳英的衣服剝去，然後就像殺豬那樣，照準嚴鳳英的咽喉“喀嚓”一斧子劈下去，再左一刀右一刀地斷開她的所有胸骨，然後掀開肚皮。看着嚴鳳英的裸露着的全身和血淋淋的內臟，那個軍代表越發得意，開始說起下流話。接着，就叫那個醫生翻遍五臟六腑找發報機和照相機，連腸子都給翻過來。除了找到了一百多片安眠藥外，其它什麼也沒有找到。醫生另外還發現她五臟嚴重下垂，心、肝、脾、肺、胃都不在其位，這顯然是“鬥爭”的結果。對此，軍代表不滿意，下令那醫生繼續“深挖”。最後，醫生一刀劈開嚴鳳英的恥骨，膀胱破裂了，死者的尿噴了出來。軍代表這時才露出了滿意的笑容：“嚴鳳英，我沒看過你的戲，也沒看過你的電影，今天我看到你的原形了!”
“七仙女”嚴鳳英坎坷人生路
80多年前，一個女伢子在桐城羅家嶺的一個普通農戶家降生。她二十幾歲時便把一個地方小戲唱響九州，成了全中國家喻戶曉的人物。這個女伢子就是黃梅戲的一代宗師———嚴鳳英。
爲了表達對這位黃梅戲前輩的敬意，《嚴鳳英》的創作者們用了兩年多的時間，走訪了許多嚴鳳英曾經生活過的地方，瞭解到了嚴鳳英很多不爲人知的側面。“她是一個爲藝術而生，爲藝術而死的傳奇人物，她把黃梅戲帶入輝煌，但她自己的一生卻非常坎坷”，編劇王新紀說。在嚴鳳英的扮演者吳瓊的眼裏，“嚴鳳英是一個非常率真、坦誠的人，她的性格里可能就會有像七仙女這種單純、可愛，也有像《女駙馬》裏那樣的智慧。”
爲學戲差點兒被族人沉塘
嚴鳳英1930年出生在長江之濱的古城安徽省安慶，乳名鴻六。在她三歲時，母親離家出走，父親也在幾年之後爲躲避抓壯丁，遠走他鄉。嚴鳳英跟着爺爺奶奶在羅家嶺過起了沒爹沒孃的生活。
嚴鳳英全家在搬回羅家嶺前，曾在桐城落腳，在那裏嚴鳳英最早接觸到了黃梅調。當時她的父親找了一個爲戲班子抄戲報的差事，那個戲班子專唱黃梅調，嚴鳳英一到晚上總是不聲不響地往戲班子演出的地方蹭，只要大人沒發現，她就能好好地看上幾齣戲。沒用多長時間，她就能跟着唱了。
嚴鳳英喜歡熱鬧，在羅家嶺很快就和村裏的孩子們熟悉起來。他們一起下塘採蓮，一起上山放牛，餓了就吃採來的野菜，累了就躺在大青石上聽嚴鳳英唱黃梅調。羅家嶺的人喜歡對歌，只要有人開頭，後面肯定會有人接上。嚴鳳英經常拖着草靶子和小夥伴們滿山遍野地跑，休息的時候便加入放牛伢子的對歌中。她總是把山歌和黃梅調串到一起唱，讓小夥伴們十分着迷。慢慢地，很多人都知道了這裏有一個會唱歌的小女孩。
黃梅調來自社會的底層，自誕生以來就被統治者視爲“花鼓淫戲”而遭禁錮。在那個時代，唱戲是一個被人看不起的行當，而在唱戲的人當中最下賤的，莫過於唱黃梅調的，如果被族人知道，必將受到嚴厲的懲罰。羅家嶺有一個叫嚴雲高的人，年輕時就因愛唱黃梅調，差點兒被當作觸犯族規的大罪來治，如果不是及時逃脫，也許早就被五花大綁，拴上石磨，扔進湖裏了。
後來，在外漂泊八年重回家鄉的嚴雲高成了嚴鳳英的師傅。嚴鳳英和一夥伢子總是找各種藉口，偷偷摸摸地溜進嚴雲高的小屋，壓低嗓門學唱，一招一式地學架子。嚴鳳英十三歲那年，嚴雲高在江記茶館組織了一場演出，那是嚴鳳英第一次登臺唱戲，還歪打正着地贏得了觀衆的好評。緊接着，嚴雲高又把“班子”拉到了練潭演了幾天，原以爲那裏與羅家嶺隔水相望，就不用擔心嚴家祠堂那催命的鐵鏈子和沉重的石磨盤了，但消息最終還是傳到了羅家嶺，各種污言穢語隨之而來：“王八戲子吹鼓手，他家代代都有”、“嚴家老墳頭出氣嘍，十三、四歲的黃花閨女，放出來亂跑，還敢唱黃梅調!”
一天，正當嚴鳳英的祖父追問她是否真的在學黃梅調時，有人猛地推開屋門，氣喘吁吁地說，快跑，祠堂裏派人來抓嚴鳳英了，還揚言要把敗壞族裏名聲的嚴鳳英捆起來，按進塘裏淹死。
嚴鳳英急匆匆地跑到了山上躲了起來。
看着在山上挨餓受凍的嚴鳳英，嚴雲高心裏十分着急，他擔心嚴鳳英被祠堂發現慘遭毒手。經過再三考慮，嚴雲高決定讓嚴鳳英逃向練潭，去投奔他的師兄程積善。
這一年，嚴鳳英只有十四歲。
在污泥濁水中掙扎
程積善接收了嚴鳳英，考慮很久，最終決定帶着她外出跑碼頭去了。
起初，嚴鳳英只能在戲裏演一些丫鬟的角色，臺詞也無非是“一枝梅花靠牆栽”或“一枝梅花靠粉牆”這樣千篇一律的話。演的時間長了，這些丫鬟的角色也被嚴鳳英演出了門道，觀衆漸漸喜歡上了這個專門演丫鬟的小伢子。
班子裏有一位唱旦角的鄭洪霞也注意到了嚴鳳英。鄭洪霞的拿手戲是《小辭店》，只要他上臺演，嚴鳳英就在臺下偷着看，等晚上大家都睡着了，就到月光下面把自己看來的動作和身段對着牆上的影子練習。有一次鄭洪霞累壞了嗓子，嚴鳳英自告奮勇，告訴班主自己可以演。在這次演出中，嚴鳳英這個名字成了她新的藝名，並隨着演出的成功在安慶流傳開了，以後只要一掛“嚴鳳英主演《小辭店》”的戲牌，準會場場爆滿。
十五歲的嚴鳳英紅了，但隨之而來的卻是一次又一次的凌辱和摧殘，走投無路的她只能以死相抗。
在嚴鳳英的丈夫王冠亞所寫的《嚴鳳英：並非傳奇的傳奇》一書中有這樣的記載：
一個國民黨的縣自衛大隊長，藉口要認乾女兒，拎着手槍逼到後臺，把嚴鳳英擄回鄉下家中，強迫她作自己的姨太太。縣隊長的大老婆見到她，像瘋子一樣撲到她身上，邊撕扯頭髮邊往牆上撞，罵她勾引了自己的男人。面對這魔鬼般的蹂躪，嚴鳳英逃進一間屋子，把門關得死死的。當大隊長砸開屋門時，她已經高高地吊在樑上了。誰都沒有想到，她的反抗竟如此強烈。嚴鳳英最終活了過來，大隊長用槍頂着她的眉心吼道：“老子開恩放了你，你滾到安慶去。”
嚴鳳英就這樣在污泥濁水中苦苦掙扎，直到解放前夕，她沿着長江流浪到南京，過着有一頓沒一頓、近於乞丐的生活。
永遠的七仙女
“沒有嚴鳳英，黃梅戲或許仍然能夠發展，但不可能在全國衆多劇種中迅速崛起”，王長安主編的《中國黃梅戲》這樣評價嚴鳳英對黃梅戲的貢獻。黃梅戲的聲譽鵲起是和嚴鳳英的表演分不開的，觀衆對黃梅戲熟悉是從對她的熟悉開始，對黃梅戲的喜愛和迷狂也是從對她的表演、對她塑造的人物形象的欣賞開始。
1952年11月，嚴鳳英隨安徽省赴華東觀摩演出團趕到上海，在當時的黃金大舞臺演出，立刻轟動了上海。當時上海的觀衆最歡迎的黃梅戲劇目是載歌載舞的生活小戲《打豬草》，最推崇的演員是年僅22歲的嚴鳳英。
這是黃梅戲第一次真正走出地域的界限，著名音樂家賀綠汀在一篇文章中說，黃梅戲的演出，無論是音樂、戲劇、舞蹈都淳樸、健康，但是又很豐富、活潑、生動，“從演出中，我們彷彿聞到農村中泥土的氣味，聞到了山花的芳香。”
1954年，嚴鳳英出演了《天仙配》中的七仙女。她用真摯的感情塑造的七仙女嶄新的藝術形象深入人心，至今仍有人認爲：嚴鳳英是七仙女，七仙女是嚴鳳英。在七仙女與董永生離死別的那場戲中，嚴鳳英把七仙女複雜的感情表現得淋漓盡致。“每逢演到這裏，我總是止不住內心的悲痛，大哭起來，一直哭到卸完妝，自己勸自己：‘這是演戲啊!’但總是不行”，嚴鳳英後來回憶說。
1955年，《天仙配》被拍成電影，在全國上映，創造了當時中國大陸票房的最高記錄，有的觀衆甚至看過十八場。
嚴鳳英一生主演了60多個劇目，其中，《天仙配》、《女附馬》、《牛郎織女》 三部黃梅戲電影，猶如三座藝術豐碑，使黃梅戲走出安慶，轟動全國，跨出國門，享譽東南亞。
花正紅時寒風起
“又誰知花正紅時寒風起，再要回頭難上難!”《牛郎織女》的這兩句唱詞竟然成了嚴鳳英一生命運的寫照。
1966年，正在旌德一帶農村巡迴演出的嚴鳳英接到通知，趕回合肥參加那場“觸及每個人靈魂”的“大革命”。她和當時的每一個人一樣，響應毛主席的號召，積極投身運動，改造和鍛鍊自己。但很快，她就知道了這遠非她想象的那麼回事，鋪天蓋地的大字報成了專門傳播小道消息、進行人身攻擊的工具。這些大字報說嚴鳳英是“文藝黑色人物”，“是周揚的黑干將”，還把她在舊社會遭受的凌辱演繹成了駭人聽聞的“桃色事件”。這些所謂的“私生活”祕聞像一把把尖刀，無情地向她刺來。
後來甚至有人造謠說，嚴鳳英是國民黨潛伏下來的特務，私藏着微型發報機和無聲手槍，經常與臺灣國民黨特務保持電臺聯繫。訛詐、逼供、抄家、體罰隨之而來，但此時的嚴鳳英依然堅強地尋求着生路。
1968年4月5日，《紅安徽》報發表了題爲《向文藝界的階級敵人發起猛攻》的社論，說嚴鳳英反對“偉大的旗手”江青，圍攻了“革命樣板戲”，是“一起極其嚴重的反革命事件”，指控她爲“現行反革命”。
嚴鳳英是怎麼“圍攻”了“革命樣板戲”的呢?她的“同案犯”柏能駒在紀念嚴鳳英誕辰七十週年時曾回憶說：
1964年6月，全國京劇現代戲會演在北京舉行，安徽沒有劇目參加，只派出了一個以省委宣傳部文藝處副部長徐味爲首的七人觀摩小組。當時，我在省文化局劇目研究室工作，因病在家休養了一個多月，很想到北京看戲，副局長江楓表示同意，說換個環境也好。他告訴我，省黃梅戲劇團演員嚴鳳英、王少舫和省廬劇團主要演員鮑志遠也想去觀摩，要我們一道去，並要我負責安排好。……聽說陳毅副總理招待馬裏外長在人民大會堂三樓小禮堂看《智取威虎山》，我們想方設法搞到幾張票去看個究竟。當時劇中人少劍波由著名老生紀玉良扮演，楊子榮由著名武生李仲林扮演，在看戲過程中，我們議論過“紀玉良邁着八字步，不像解放軍指導員”，“李仲林演得像武松”，“戲有點鬆”等，既沒有涉及到那場爭論，更沒有提到“江青”兩個字。……誰也沒有想到四年後，這次根本沒有發生任何事的北京之行卻成了一件大事，竟然成爲一項“有預謀、有計劃進行反革命活動”的大罪!
我生是主席的人，死是主席的鬼
這期《紅安徽》報出版的第二天，嚴鳳英就被造反派提審，並勒令認罪，她據理反駁。僵持到晚上，造反派要回家吃飯，對嚴鳳英說，“明天是星期天，我們不來了。你要抓緊時間交代你的罪行!星期一上午就來拿你的認罪書!否則就要砸爛狗頭。”
1968年4月7日晚，嚴鳳英伏在桌上不停地寫，用複寫紙複寫她對大字報逐條反駁的文章，約三千字，一式三份。當謄寫到第三頁第五個問題時，她沒有繼續往下寫了。
當天晚上，嚴鳳英服下了大量的安眠藥，在留下的信中寫道，“我嚴鳳英是熱愛黨熱愛毛主席的，我不反黨，不反主席!我生是主席的人，死是主席的鬼……”
此時只有部隊醫院還在正常運轉，王冠亞忙去找一位軍代表求救。過了一會，造反派聞訊趕來，把王冠亞等人關在門外，對着在死亡線上痛苦掙扎的嚴鳳英，進行牀前批鬥，輪翻念《語錄》，用語言對她進行百般侮辱，足足折騰了半個多小時。此時的嚴鳳英口不能言，淚流滿面。
王冠亞最後好不容易借到了板車，把嚴鳳英送到醫院，又因是“現行反革命自殺叛黨”，沒有單位介紹信，被醫院拒絕接收。
1968年4月8日清晨5時25分，嚴鳳英含冤而去，此時距離她三十八週歲的生日還差一個月零十六天。
嚴鳳英死後，有人揭發，一個披黑頭巾的老太婆，給嚴鳳英送來一個“特務頭子”的“密信”，命令她自殺，社會上甚至還傳聞說她肚裏有發報機。爲了搞清死因，嚴鳳英的遺體被剖腹，五臟全部被扒了下來，縫合時爲了撐起腹部，將一些棉花、雜草塞了進去。
1978年5月，安徽省終於爲嚴鳳英平反昭雪。“塵劫人間驚萬千，唯君一死最堪憐。淒涼練好霓裳曲，奔入蟾宮作散仙。”嚴鳳英在短暫的人生中創造了一個又一個藝術奇蹟，她與黃梅戲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