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著名學者戴震爲什麼會科舉不順?戴震二十九歲始入學爲秀才，後來變成大齡青年，到四十歲才鄉試中舉，但是以後六次入京會試均不第，可能這就是所謂的命運吧。
在當時以科舉爲正途出身，是普遍的社會心理，而未能入翰林院，對於衆望所歸、久負盛名的戴震無疑是一個實際矛盾。戴震於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第三次會試不第，往山西布政使朱珪處，被聘修《汾州府志》。曾爲汾陽人王輯五做墓誌銘，在墓誌中借題發揮，寫出科舉制度流弊並表達自己的感慨，“其流弊，苟焉皮傅，剿說雷同。學不一二年，目不睹全經，掇拾巍科高第，不必素所蓄積也。故不見師友之盛如古昔，豈非徒趨利祿，加以得之固易哉。……士之貴學，豈如是而已哉。”他指出科舉之士，掇拾科名，爭趨利祿，往往是沒有實學的人。當在此時。由於會試屢次不中，又不能放棄這一途徑，戴震從四十一歲到五十五歲，一再往來南北。
四十一歲時，戴震在京，段玉裁相從講學，後致函自稱弟子。這年會試落選後，往江西瑞州(今江西高安、宜豐縣境)，曾作《鳳儀書院碑記》，又提出通經致用的理論。他說：夫士不通經則材不純，識不粹，不足以適於化理。故用經義選士者，欲其通經，通經欲純粹其材識，然後可傅之化理斯民，克敬其事，供其職。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他應直隸總督方觀承之聘，修《直隸河渠書》一百一十一卷，後未克竣事。此書清稿，據段玉裁記，一藏曲阜孔府，一藏直隸總督周元理家。周之甥婿據戴書刪削，易名《畿輔安瀾志》，冒名繕寫進呈，由武英殿刊印。又今徽州文化館尚殘存《直隸河渠書》的抄稿若干。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戴震會試落選，往山西修《汾州府志》，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又不第，在山西修《汾陽縣誌》。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戴震五十歲時，自汾陽入京，會試又不中，往浙東主講金華書院。《孟子字義疏證》的初稿《緒言》即作於是年。翌年，繼續在金華講學。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秋天，四庫全書館正總裁于敏中以紀昀、裘日修之言，向乾隆帝推薦戴震，特召入京爲四庫館纂修官。五十三歲，戴震第六次會試又不第。由於其聲望，奉乾隆帝命，與錄取的貢士一同參加殿試，賜同進士出身，爲翰林院庶吉士，仍從事四庫全書的編纂。在四庫館中，戴震作出不少成績，從《永樂大典》輯出宋代張淳的《儀禮識誤》三卷，把宋代李如圭的《儀禮集釋》釐訂爲三十卷。張淳的書，朱熹曾說“永嘉張忠甫所校《儀禮》甚仔細……較他本爲最勝的《九章算術》、《海島算經》、《孫子算經》、《五曹算經》、《夏侯陽算經》等大部世無傳本而散見《永樂大典》各韻部，經戴震輯出列入四庫全書，各加案語，寫成提要。
戴震在校勘《水經注》時，分別經、注，並歸納出三種原則，訂正經、注之互僞。《永樂大典》本《水經注》較勝各本，又有酈道元《自序》，他用以校勘通行本，凡補其缺漏者2128個字，刪其妄增者1448個字，正其進改得3715個字。該校本頗獲乾隆帝的嘉賞，當戴震把它進獻給他後，乾隆親撰御詩褒揚說：“悉心編纂誠堪獎，觸目研摩亦可親。設以《春秋》素臣例，足稱中尉繼功人。”
戴震在四庫全書館，利用藏書條件，凡是天文、算法、地理、文字聲韻等各方面的書，均經其考訂，精心研究、全力以赴，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五月二十七日歿於北京崇文門西範氏穎園，年五十五，可說是以身殉職。他的弟子段玉裁言“謂先生鞠躬盡瘁，死於官事可也”。
紀昀有詩懷念：“披肝露膽兩不疑，情話分明憶舊時。”洪榜爲戴震寫行狀稱：“抱經世之才，其論治以富民爲本”。盧文弨爲《戴氏遺書》作序，稱：“吾友新安戴東原先生，生於顧亭林(顧炎武)、閻百詩(閻若璩)、萬季野(萬斯同)諸老之後，而其學足與之匹。精詣深造，以求至是之歸。胸有真得，故能折衷羣言，而無徇矯之失。”王昶後來爲戴震作墓誌銘，錢大昕後作《戴先生震傳》詳細記錄了戴一生行誼及學術成就。
戴震卒後，其小學，則高郵王念孫、金壇段玉裁傳之;測算之學，曲阜孔廣森傳之;典章制度之學，則興化任大椿傳之;此皆其弟子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