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錯論
蘇軾 〔宋代〕
天下之患，最不可爲者，名爲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爲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爲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爲能出身爲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期月之間，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
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有辭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
昔者晁錯盡忠爲漢，謀弱山東之諸侯，山東諸侯並起，以誅錯爲名;而天子不以察，以錯爲之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不知錯有以取之也。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爲之圖，是以得至於成功。
夫以七國之強，而驟削之，其爲變，豈足怪哉?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爲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命，乃爲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己居守。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至安;己爲難首，擇其至安，而遣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怨而不平者也。
當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未免於禍。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間。使吳楚反，錯已身任其危，日夜淬礪，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爲無恐，雖有百盎，可得而間哉?
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爲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討吳楚，未必無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奸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
譯文
天下的禍患，最不能挽回的，莫過於表面上社會安定沒有禍亂，而實際上卻存在着不安定因素。消極地看着禍亂髮生卻不去想方設法對付，那麼恐怕禍亂就會發展到無可挽回的地步。起來堅決地制止它，又擔心天下人已經習慣於這種安定的表象卻不相信我。只有那些仁人君子、豪傑人物，才能夠挺身而出爲國家安定而冒天下之大不韙，以求得成就偉大的功業。這本來就不是能夠在短時間內一蹴而就的，更不是企圖追求名利的人所能做到的。國家安定平靜，無緣無故地觸發巨大的禍患的導火線。我觸發了它，我又能制止它，然後纔能有力地說服天下人。禍亂髮生卻想躲躲閃閃地避開它，讓別人去承擔平定它的責任，那麼天下人的責難，必定要集中到我的身上。
從前晁錯殫精竭慮效忠漢室，建議景帝削弱山東諸侯各國的實力。於是山東諸侯各國共同起兵，藉着殺晁錯的名義。可是景帝沒有洞察到他們的用心，就把晁錯殺了來說服他們退兵。天下人都爲晁錯因盡忠而遭殺身之禍而痛心，卻不明白其中部分原因卻是晁錯自己造成的。
自古以來凡是做大事業的人，不僅有出類拔萃的才能，也一定有堅韌不拔的意志。從前大禹治水，鑿開龍門，疏通黃河，使洪水東流入海。當他的整個工程尚未最後完成時，可能也時有決堤、漫堤等可怕的禍患發生，只是他事先就預料到會這樣，禍患發生時就不驚慌失措而能從容地治理它，所以能夠最終取得成功。
七國那樣強大，卻突然想削弱它，他們起來叛亂難道值得奇怪嗎?晁錯不在這個時候豁出自己的性命，爲天下人承受抵擋大難從而控制吳、楚等國的命運，卻居然爲了保全自己的性命想讓景帝御駕親征平定叛亂而自己留守京城。再說那挑起七國之亂的是誰呢?自己想贏得那個美名，又怎麼能躲避這場患難呢?拿親自帶兵平定叛亂的極其危險，與留守京城的極其安全相比，自己是個引發禍亂的主謀，選擇最安全的事情去做，卻把最危險的事情留給皇帝去做，這就是讓忠臣義士們憤怒不平的原因啊。在這個時候，即使沒有袁盎，晁錯也不可能免於殺身之禍。爲什麼呢?自己想要留守京城，卻叫皇帝御駕親征，按情理來說，皇帝本來已經覺得這是勉爲其難的事情，但又不好反對他的建議，這樣正好給袁盎以進讒言的機會，使他的目的能夠得逞。假若吳、楚等七國叛亂時，晁錯豁出性命承擔這一危險的平叛重擔，夜以繼日像淬火磨刀似的訓練軍隊，向東邊嚴陣以待，讓自己的君主不至於受到煩憂，那麼皇帝就會充分依靠他而不覺得七國叛亂有什麼可怕。縱使有一百個袁盎，能有機可乘離間他們君臣嗎?
唉!世上的君子如果想要建立偉大的功業，那就不要考慮保全性命的計策。假如晁錯自己親自帶兵去討伐吳、楚等七國，不一定就不會成功。只因他一心想保全自身，而惹得皇帝不高興，奸臣正好趁此鑽了空子。晁錯企圖保全自己的性命，正是他招致殺身之禍的原因啊!
賞析
蘇軾在其人物史論中寫了大量的翻案文章，立意新穎深刻，高遠幽邃。治國之策，行事之則;愛民之心，嫉惡之恨;他人之思，自我之省，都別出新見，發人之所未見，啓人之所未思。晁錯曾提出“削藩”建議，後被漢景帝所殺。“晁錯之死，人多嘆息”，蘇軾卻翻空出奇，以獨特的視角，一家之言，闡述了晁錯受禍原因，提出了仁人君子、豪傑之士應“出身爲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功”的主張。
文章開篇爲泛泛概說：“天下之患，最不可爲者，名爲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起句看似虛寫，實則卻在暗說漢景帝時國泰民安中隱含着的諸侯之患。接着，作者便圍繞“患”字，從“坐”、“起”兩方面進行分說。“坐觀其變”而不對禍患採取措施，那麼禍患便會蔓延得無可救藥;“起而強爲之”而不等待時機，則天下也同樣不能保持治平安定的局面。作者說的“起而強爲之”，暗指晁錯的削落。下面，文章又結止上兩句的意思。引出“仁人君子豪傑之行”的作爲，以此而暗與晁錯柑比。用“此固非勉強期月之間。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概寫出歷史上的失敗者、又具體落實在晁錯身上，暗含着對晁錯失敗原因的評論。這兩句堪稱全篇關鍵之處，是作者論說的中心。在此處，它還有承上啓下的妙用：“此固非勉強期月之間”，上承“起而強爲之”;“苟以求名者”，下啓“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後面，“天下治平”幾句，暗寫景帝時的“七國之亂”;“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幾句，又虛寫七國起兵後晁錯的態度。因此，首段雖沒直接點出晁錯，但卻句句在寫晁錯。抽象中有具體，虛寫裏含實寫，虛實相生中既使後面的論述高屋建扳，又讓文章排宕開閨，具有一種滔滔的氣勢。
第二段，文章在前面基礎上較而易舉地由抽象而具體，由隱而顯。由歷史的抽象概說，過渡到具體的史事論述。西漢社會諸侯的割據勢力嚴重威脅着封建的中央集權、晁錯繼賈誼之後，屢次建議景帝“削藩”。他說諸侯王“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嘔，禍小;不削之，其反遲，禍大。”漢景帝用其策，於是出現了“七國之亂”。後來因讒言晁錯被殺，後代之人多悲嘆晁錯的盡忠而蒙害。但蘇軾這裏卻一反傳統老調，認爲晁錯獲罪是由於“有以取之也”，從而使文章蹊徑獨闢、不同凡響。
第三段，作者一方面緊扣史事，另一方面卻把筆觸拉開，先提出“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介的觀點。然後便旁徵博引用大禹治水的鑿龍門、決江河和潰冒衝突來舉例論證，提出“事至而不懼”、“徐爲之所”才能使大事成功，以此而暗中指責晁錯的臨危而逃。
第四段是全篇的主體，這一段議論變得豐富，行文也變得曲折。這一段通過有力的論說鞭辟近裏地闡述了晁錯取禍的原因。“夫以七國之強而驟削之，其爲變豈足怪哉!”蘇軾認爲“削藩”應該逐步進行，徐爲之所”，而不應“驟削之”，驟削則必然導致“七國之亂”，這便是“無故而發大難之端”。仁人君子豪傑卻於此時挺身而出，所以能成大業，但晁錯不在此時捐身，力擋大難，擊潰七國，反而臨危而逃，“使他人任其責”，那麼“天下之禍”自然便集中在晁錯身上了。文章至此。所議之事、所立之淪雖與前文相近，但觀點與史事卻逐漸由隱而顯、由暗而明。文章的氣勢也慢慢由弱而強、由平易而近洶涌。緊接着，作者又連用了兩個反問句，把文章的氣勢推向了的頂峯。“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是誰引發出七國之難而又臨危而逃了選擇最安全的處所，把天子陷入至危的境地，這是忠義之士所憤惋之人，既使無袁盎的讒一也不會倖免十禍。這樣的結局的原因是“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這兩個問句一波未平又起一波，使文覃呈現出汪洋懲肆的特徵。然而蘇軾並不就此擱筆，他用兩個條件再從反面假設晁錯，把文章跳起的高浪又推向了深遠廣闊。“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礪，東向而待之”，這是假設晁錯不臨危而逃;“使不至於家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爲無恐”，這是假設晁錯不使人主自將。那麼即使有一百個袁盎也不能使晁錯獲禍。
最後一段，文章的氣勢漸漸平緩，在感嘆歷史之時，再一次指出臨危而逃自固其身是晁錯取禍的原因，從而增重了題旨的作用。
作者生活時代，治平已久，文恬武嬉，積貧積弱，作者思治，故此論實爲有感而發。起首議論雄深渾徽，有很強的針對性。全篇文章由虛而實，由實而氣勢滔滔，由氣勢滔滔而漸漸平緩，把舒緩與緊湊有機地融爲一體。
創作背景
《晁錯論》爲蘇軾在宋仁宗嘉佑五年至六年(1060—1061年)寫就並呈與朝廷的文章之一。《晁錯論》的具體寫作時間有兩種說法：其一認爲本文寫於宋仁宗嘉佑五年，是在制科考試前所上二十五篇《進論》之一;另一種說法認爲該作品寫於嘉祐六年，是蘇軾在制科考試中的一篇應試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