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孔子家語》嗎?今天小編就給大家帶來相關詳細介紹。
我們現在看到的《孔子家語》本子，本來附有西漢孔安國的序文，根據這個《孔安國序》的敘述，《家語》記錄的是當時公卿士大夫與孔子及孔門弟子交談問對的情況，與《論語》《孝經》同時，後來弟子取其中“正實而切事者”，也就是孔子可能常常說起，意義篤實，並且切合某些生活或者切合事件的、具體的言談，集錄爲《論語》，其餘的就集錄爲《孔子家語》。根據我們的研究，孔安國的說法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孔子在世的時候，長期從事教育活動。那時，在與孔子的交流過程中，孔子弟子都有隨時記錄和整理孔子言語的習慣，比如，在《論語·衛靈公》中有這樣的記載：“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于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孔子弟子子張向孔子請教君子應該如何行世的問題，孔子的回答從言行兩方面提出了具體要求，然後又要求子張不論是站立還是坐車，不論在做什麼事情，都要時刻讓“言忠信”“行篤敬”這兩條要求浮現在眼前。面對孔子這樣十分精到的論述，子張擔心忘記，將孔子的言語記錄在衣服的帶子上。
其實，孔子弟子對孔子的言論都會及時進行記錄和整理。《孔子家語》中這樣的例子很多，比如《入官》有“子張既聞孔子斯言，遂退而記之”。子張回去以後把孔子的話記錄了下來。再如《論禮》有“子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志之?’”在聽了孔子的話後，子夏激動地表示要記錄下來。其實，有時候，孔子也會要求自己的學生把一些重要的見聞記錄下來，比如《正論解》有“子貢以告孔子，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暴虎。’”同篇還有“孔子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可謂不過矣。’”
在上引材料中，“退而記之”的“記”很明顯是“記錄”的意思。至於“志”“識”，其實也都有“記”的意思。《周禮·地官·司徒》中有“師氏”，其職掌中有“掌國中失之事”，將合理、不合理的事情加以記載，以“教國子弟”。有學者認爲，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左傳》《國語》中的歷史記載，就像教材類的短文，很多就是這樣得來的。孔子之時，禮崩樂壞，這樣的制度已經廢弛，孔子與弟子很可能會對一些事物進行記錄，不然，就不會有那麼多相關材料留存下來。因此，前引材料中的“志”“識”，可能不只是簡單的記在心裏。
《莊子·天下》篇有“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之語，說的是有關古人治理天下之道的記錄。《禮記·禮運》篇中則記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其中的“志”，在《孔子家語》的《禮運》篇中作“記”。《禮運》篇中，不論“記”還是“志”，都有“記載”“記錄”“志書”之義，朱彬《禮記訓纂》引劉臺拱解此字曰：“志，識記之書。”
孔子的不少弟子都有自己整理和保存着的學習記錄。那麼，這些材料是什麼時候匯聚起來的?又是怎樣匯聚起來的呢?
與今本《孔子家語》並行的有三個“序”：一是漢代孔安國《家語》“後序”;二是孔安國的後人所撰寫的“後序”，其中收有孔安國的孫子孔衍關於《家語》的“奏言”;三是三國時期魏國人王肅的序。後來一般籠統地稱之爲《家語》“三序”。《家語》的“三序”涉及了《家語》成書與流傳的許多情況，是我們今天瞭解該書成書過程的基本材料。
在孔安國的序文中已經明確說到了兩點：第一，這些材料本來是出於孔子弟子所記;第二，《孔子家語》與《論語》等時代相同，真實可靠性一致。
關於《論語》的成書時代，學術界有過許多較好的研究，綜合學術界的研究，結合新出土的材料進行探討，《論語》應該是孔子的孫子子思主持編纂而成，在這種研究的基礎上，進而我們推斷，《孔子家語》的編纂，也一定與子思有重要的聯繫。有一個細節值得注意，那就是孔子去世後，孔子的衆弟子們似乎難以承受失去孔子所帶來的迷惘，他們曾經因爲同門中的有若“似孔子”，而推舉他代替老師。但好像沒過多久，因爲有若畢竟不是老師而遭到否定。這一事實也透露了孔子弟子在孔子去世後的分化，同時顯示出編纂孔子遺言已經被提上議事日程。據分析，此時最有資格、有能力，又有號召力的就是孔子的孫子子思，《孔子家語》出於子思的領纂當無問題。
有學者認爲，《孔子家語》的名稱是後來纔有的，我們認爲未必如此。《孔子家語》孔安國序談到了孫卿(荀子)入秦所帶書籍，其中沒有說到“孔子家語”的名字，而稱爲“孔子之言及諸國事、七十二弟子之言”;再說到秦始皇焚書時，才又冠以“孔子家語”之名。於是有人認爲本來沒有“孔子家語”之名，後來，該書曾經流散，幾經周折，直到最後，孔安國重新得到，分門別類，撰集成四十四篇的《孔子家語》。在王序中，也沒有說先秦已有《家語》;子襄壁藏諸書有《家語》，清朝學者孫志祖引徐鯤說指出：“此‘家語’二字後人妄加也。”今也有人認爲，王序兩次講到孔安國“集錄孔氏家語”“又撰孔子家語”，可見王肅也認爲《家語》是由孔安國編成的，“家語”的名字可能與他有關。
其實，這樣的推斷是難以講通的。荀子入秦所帶書籍不止一種，孔安國序文沒有提及“《孔子家語》”的書名非常正常，這與戰國時期《孔子家語》已經成書的說法並不牴觸。《孔子家語》孔序和孔衍《孔子家語》奏言都說孔安國和《孔子家語》有密切關係，這當然沒有問題，但如果說孔安國之前並沒有《孔子家語》一書，則難以成立。
要知道，孔安國所編撰的《孔子家語》其實在漢代一直沒有流行，但《漢書·藝文志》將《孔子家語》列爲《論語》十二家之一，這實際上間接證明了《孔子家語》孔序的說法，即認定了孔安國以前已經有《孔子家語》的存在。
《孔子家語》的名字，我們認爲《史記·孔子世家》已經透露了端倪。按照司馬遷的描述，孔子去世後，“孔子家”成爲諸生演習講禮的場所，成爲弟子後學緬懷、追思恩師的場所。其中記載說：“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有不少學者指出，其中的“冢”應爲“家”之誤，這裏的三處“孔子冢”都應當作“孔子家”。這與後面所說的“諸生以時習禮其家”正相對應，因爲鄉飲、大射之禮也不能在“冢”上舉行。因此這段話的意思是說，魯國這個地方世世代代都按一定的時間去孔子的家中祭祀孔子，而且，魯國的儒生也在孔子家學習禮制，孔子的家佔地有一頃之大，孔門弟子住進了孔子故居的房間內，後來就用孔子的家作爲祭祀孔子的廟了。
可以想象，弟子後學住進孔子原來的居堂中，除了按時舉行禮儀，他們還將各自整理保存的孔子的“講課記錄”匯聚到一起。顯然，孔子的逝世，弟子後學失去了恩師，也失去了自己精神的寄託，因此，他們便匯聚孔子言論，集中孔子學說，在孔子裔孫子思的主持下，共同編輯了《孔子家語》。
《說文解字》說：“語，論也。”《廣雅》說：“語，言也。”“孔子家語”應該就是“孔子家”的論說集或言論集，也是在“孔子家”中編輯而成的論說集、言論集，不難理解，《孔子家語》與《論語》在內容、性質上完全相同。
至於《孔子家語》中的“家”，其實與孔子的地位有關。孔子在魯國爲大司寇，屬於卿大夫一級，《左傳》桓公二年記載說：“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孔子受到尊敬，被視爲“卿大夫之家”，或者與之相關。也就是說，所謂“孔子家語”，也就是孔子的論說集。也可以這樣理解，即孔子逝世之後，在“孔子家”，他的弟子們按時舉行禮儀，將各自整理保存的孔子的“講課記錄”匯聚到一起，編輯而成的論說集、言論集。
孔子弟子將各自記錄整理的有關孔子的材料匯聚“集錄”在一起，這應當就是《孔子家語》的原型。很明顯，在以後的日子裏，這個較爲完全的“集錄”本會有不少儒家弟子後學進行傳抄，從而流行開來。
在《孔子家語》的孔序中，孔安國較爲清楚地描述了《孔子家語》的流傳情況，其中幾個比較重要的環節如下：
第一，戰國之世，孟子、荀卿守習儒學，《孔子家語》可能傳本不一。《孔子家語》後序曰：“孔子既沒而微言絕，七十二弟子終而大義乖，六國之世，儒道分散，遊說之士各以巧意而爲枝葉，唯孟軻、荀卿守其所習。”也就是說，孔子以及孔門弟子相繼去世後，到了戰國時期，儒學思想散亂而被人隨意曲解、利用，這時候僅有孟子和荀子嚴守儒家的思想。
戰國時期，儒學有一個發展與傳播的過程。孔安國所言“儒道分散”，僅僅從《韓非子·顯學》篇所說孔子去世後“儒分爲八”的事實中也可以看出端倪。可以想象，在各家各派爭爲正統、自以爲“真孔”的過程中，大家所拿起的最爲重要的武器還是孔子的言論。到戰國中期，孟軻、荀卿“守其所習”，關於孟子的着作，我們今天可以見到並且認爲可信的材料只有《孟子》七篇，其中與《孔子家語》的關聯顯然不及《荀子》。在《荀子》一書中，很多的內容都與《孔子家語》一致，這多少表露了《荀子》在批評各家爲“俗儒”“賤儒”的時候，它所掌握的標準或者所拿着的重要武器之一，就是《孔子家語》。
第二，荀卿入秦，以“孔子之語及諸國事、七十二弟子之言，凡百餘篇”獻秦昭王，《家語》由此傳入秦國;由於《家語》與諸子同列，故後來始皇焚書時得以倖免。
在孔安國看來，先秦時期雖然有不少《家語》材料在流傳，可能也一定會有不少人在傳習《家語》，但荀卿畢竟“守其所習”，而且，將《孔子家語》傳到秦國並且使之流傳到漢朝，都是荀卿的功勞。這樣，就保證了《家語》材料的“純正”，避免了“遊說之士各以巧意而爲枝葉”的影響。
第三，漢初劉邦滅秦後，“悉斂得之，皆載於二尺竹簡，多有古文字”，後爲呂后取而藏之。呂氏被誅亡以後，《孔子家語》散入民間，遂出現了《家語》的多種本子。《後序》還說，這時候有些人隨意增損《家語》中的話，於是同是一事，記載卻有不同。
孔安國所言“悉斂得之”，說明漢朝滅秦時所得到的《孔子家語》是一個全本。他還說到這些材料“皆載於二尺竹簡，多有古文字”，這些描述，非親見者所難以言之。孔安國見到這些竹簡是沒有問題的，因爲從漢朝到呂后再到他本人，這些材料一直是在流傳着的。
第四，景帝末年募求天下書，那時，京師的士大夫都送書到官府，這期間得呂氏所傳《家語》，不過，這些材料“與諸國事及七十二子之辭”混亂地放在一處，後來又沒有得到妥善的保管，和其他的典籍如《曲禮》等散亂在一起了。
這裏透露出來的信息十分重要。景帝末年募求圖書時，官府中一定集中了不少的《孔子家語》的材料，也就是說，在景帝時，皇家圖書館(祕府)已經有了《孔子家語》一書。當然，這部《家語》(或者這些《家語》材料)還存在着不少問題，因爲這些可能已經不單純是《家語》的竹簡，而是與其他相關記載混雜堆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