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思以“盡銳於《三都》，拔萃於《詠史》”的詩賦創作，在西晉文壇上佔有極高的地位，他的《三都賦》留下“洛陽紙貴”的佳話。因曹魏、西晉皆建都洛陽，很易造成三都之“魏都”以描寫都城洛陽爲主的誤會。但正是這一易於產生誤會的問題，促使我們思考，左思《三都賦》爲何不以洛陽爲主，而選擇了作爲陪都的鄴都?又爲何造成寫鄴都而“洛陽”爲之紙貴的轟動效應?皇甫謐《三都賦序》言左思創作《三都賦》的目的是“正之以魏都，折之以王道”，由此可見，左思選擇與描寫的鄴都承載着重要的政治與文化內涵。本文擬從晉承魏統的正統觀、文化地理觀、徵實的創作傾向，探究《魏都賦》對鄴都的選擇與描寫，並對“洛陽紙貴”的歷史與政治背景作一粗淺的探討。
一、左思《三都賦》晉承魏統的正統觀與鄴都的選擇
晉承魏統的正統觀涉及左思創作《三都賦》主旨及目的。關於這一點，前人已有指出。《文選·三都賦》李善注引臧榮緒《晉書》曰：“思作賦時，吳、蜀已平，見前賢文之是非，故作斯賦，以辨衆惑。”①[1]74王鳴盛《十七史商榷》中言：“左思於西晉初吳、蜀始平之後，作《三都賦》，抑吳都、蜀都而申魏都，以晉承魏統耳。”[2]卷五一，378“是非”是什麼?“衆惑”又表現在哪裏?臧榮緒及李善均未說明，王鳴盛顯受啓發，明言“抑吳都、蜀都而申魏都，以晉承魏統耳”，看來在或“抑”或“申”魏、蜀、吳三都問題上是有爭論的，而左思作《三都賦》的目的是“申”三國時的“魏都”並藉此表現“晉承魏統”，有明顯的現實用意。
就《三都賦》文本本身來看，王鳴盛的觀點是成立的。《蜀都賦》在描寫的過程中，有兩處筆墨值得注意：一是開篇在誇耀蜀都之前，西蜀公子所言“蓋聞天以日月爲綱，地以四海爲紀。九土星分，萬國錯跱。崤函有帝皇之宅，河洛爲王者之裏”，天文地理，九州各有其域，萬國雜列其中。曹魏之前，周漢都城皆在河洛，即“崤函有帝皇之宅，河洛爲王者之裏”。西蜀公子在具體誇耀“蜀都之事”前言及此事，有爲蜀都爭“帝皇之宅”與“王者之裏”的用意。二是賦文結尾在述及蜀地人傑地靈、公孫述與劉備稱帝自王后言：“由此言之，天下孰尚?”最後總括一句：“故雖兼諸夏之富有，猶未若茲都之無量也。”因此賦是西蜀公子與東吳王孫的對話，故此處的“兼諸夏之富有”係指東吳，東吳既然兼有，暗指西蜀之缺失。
那麼，東吳所兼何指呢?諸夏指中原，“富有”語出《易·繫辭上》：“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唐孔穎達曰：“以廣大悉備，萬事富有，所以謂之大業。”[3]78《文選集註》引《抄》曰：“言雖有中國富多所有，亦不如我蜀之無貲量也。”[4]79把“富有”理解爲物質上的，恐失之於偏。從《吳都賦》來看，吳之於蜀，相對而言，其歷史文化悠久，有周太伯、延陵季子之餘風，此“富有”更多指向文化傳承上的“富有”。但在西蜀公子看來，在兩漢之際與漢末三國時代，蜀地成就了公孫述與劉備的帝王之業，特別是劉備，作爲漢室劉氏之後，西蜀公子稱其爲“劉宗”，有延續漢室帝脈的意味，故云吳“雖兼諸夏之富有，猶未若茲都之無量也”，即蜀都的地位無可限量。
繼《蜀都賦》後的《吳都賦》，東吳王孫批駁西蜀公子之言，一方面追溯歷史，以吳爲舜及秦皇漢武遊歷之地，而蜀沒有王者遺蹟可觀;另一方面，蜀地雖有山川之阻，但從“公孫國之而破，諸葛家之而滅”來看，蜀地實乃“喪亂之丘墟，顛覆之軌轍”。這爲東吳王孫的誇吳提供了前提。與西蜀公子一樣，東吳王孫也落入誇耀東吳“巨麗”的套路，只不過在此之前，東吳王孫首先祭起了周太伯與延陵季子的高節克讓的大旗，這是蜀地所不具備的文化遺產。而周太伯與延陵季子的謙讓之風以及吳王闔閭與吳王夫差的霸業，更足以說明東吳悠久的文化歷史與王者風範。這樣的條件即使與中原相比，物質上也令中原貴其寶麗;人文與文化上，舜禹南巡沒齒忘歸，說明東吳奇麗的山川對舜禹這樣的聖人的吸引力。由此亦可見西蜀與東吳的巨大差異，正如螢火之光與太陽無法相提並論。
上文言及，西蜀公子曾說蜀地山川險阻，“公孫躍馬而稱帝，劉宗下輦而自王”，稱劉備爲“劉宗”，顯然有視西蜀爲漢室血脈的用意。而東吳王孫雖未明顯作出批駁，但從他言“公孫國之而破，諸葛家之而滅”來看，將“劉宗”改爲“諸葛”，很顯然並不承認西蜀公子“血脈”正統的觀點。《魏都賦》中也出現“劉宗”一詞，即魏國先生所說的“劉宗委馭，巽其神器”，而此“劉宗”是指漢獻帝而非劉備，因而，魏國先生也不把劉備當作漢室的正統血脈。如果我們將西蜀公子的觀點概括爲“漢蜀血脈正統論”的話，那麼，對東吳王孫的言論我們可以用“周吳文化正統論”代之。而“周吳文化正統論”不僅僅是一種遙遠的文化傳承，而且從東吳王孫強調的周太伯與延陵季子之謙讓之風來看，對曹魏假禪讓之名篡奪神器的做法無疑也是一種嘲諷。
不論是西蜀的血脈正統觀還是東吳的文化正統觀，兩者都與周漢政治和文化相連。曹魏在這兩方面不能求得理論支持，唯有以禪讓即天命的方式，突出曹魏政權的合法性與正統性。曹魏政權的真正建立雖始於曹丕，但從禪讓的角度論曹魏的正統，爲了突出曹魏應天承命所具備的政治實績，就不得不從曹操封魏王、開基業寫起。具體到都城，曹操在封地魏國建立的鄴都無疑比洛陽承載着更多的政治業績與文化內涵。因而，貫穿《魏都賦》的一個核心就是突出曹操在漢末動亂中的武功與文治，突出他重整天下的功業。《魏都賦》中魏國先生面對西蜀公子與東吳王孫的言論，在“將語子以神州之略，赤縣之畿。魏都之卓犖，六合之樞機”時，首先總論魏武帝曹操開國之初所面臨的漢綱解紐、天下動亂的現實，洛陽慘遭兵燹，天下化爲戰場，名城盡爲丘墟。
魏武帝曹操建國魏地，在鄴城建都，是受自天命。在對鄴都進行鋪陳描繪之後，又着重歌頌了曹操的武功與文治、四夷歸順的王者氣象以及嘉祥紛至、曹丕應天禪漢的情形。但也寫到了魏帝曹奐禪讓司馬氏的魏晉禪讓，並頌揚了曹魏的禪讓美德。曹氏禪漢是天命所致，曹氏禪位於晉，也是“天祿有終”使然。故曹氏禪漢稱王與讓位稱臣，深得天人之道，其至公的品德可與先代以禪讓聞名天下的聖君相媲美。可以看出，對兼負禪代與禪讓雙重命運的曹氏，左思都以讚美之筆表述之，突破了朝代興衰存亡的道德評判，其用意一方面是在三國鼎立中突出曹魏的正統地位，更深層次的是爲晉承魏統的說法尋找理論依據。故賦最後言：“亮曰：日不雙麗，世不兩帝。天經地緯，理有大歸。安得齊給守其小辯也哉!”所謂“日不雙麗，世不兩帝”，即是強調一統乃天下之至道。而“世不兩帝”，一方面是對西蜀公子與東吳王孫爭正統的批評，另一方面也是對西晉禪代曹魏後一統天下的歌頌，所謂“天經地緯，理有大歸”，明顯指向西晉的一統。
可以說，《三都賦》反映了三國鼎立、南北對峙情形下的正統之爭，魏、蜀、吳三國所爭並非建都問題，而是正統問題，深層指向則是承繼魏統的西晉王朝的正統性與政權合法性問題。此賦從都城的角度說明曹魏禪漢的正當性與合天命，唯有鄴都能擔當起如此重任。
二、《三都賦》的文化地理觀與鄴都的選擇
“日不雙麗，世不兩帝”的天下一統的正統觀看似是政治與意識形態領域中的問題，但與文化地理觀有着莫大的關聯。《三都賦》在表述正統觀時，始終體現出文化地理觀的觀照，這也是《三都賦》選擇鄴都進行描寫的原因之一。
不可否認的是，《三都賦》中西蜀公子與東吳王孫對西蜀與東吳的山川地勢、地方物產、風土人情等方面都作了不同程度的誇耀。《蜀都賦》中西蜀公子誇耀“蜀都之事”，先寫蜀地東南西北的山川形勢，各方物產，接着重點寫成都的地勢、物產、富庶與繁華，最後稱揚蜀都的人傑地靈，遠則有傳說中的化碧萇弘、望帝杜宇，“近則江漢炳靈，世載其英”，如司馬相如、嚴君平、王褒與揚雄，以及於蜀地稱帝自王的公孫述與劉備。其中有一點值得注意，那就是西蜀公子在稱述蜀地山川形勢、成都富庶繁華之後言：“焉獨三川，爲世朝市?”劉逵注：“張儀曰：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言下之意謂蜀都亦自可與三川周室之地相媲美。黃侃《文選平點》更言：“此言正統不必在中原，自金行南宅，蓋信此言爲非謬。”
卷四，54西蜀公子所言“蜀都之事”並非一般的地理與物產的誇耀，而是通過此種誇耀表示蜀漢立國的自然、物質與人文條件。與吳、魏相較，西蜀開發相對較遲，故對西蜀的歷史只用“夫蜀都者，蓋兆基於上世，開國於中古”一句帶過。很顯然，西蜀公子的誇述是爲了說明蜀地具備“帝王之宅”、“王者之裏”的條件，《蜀都賦》在“繁類以成豔”(《文心雕龍·詮賦》)的誇述中，爲蜀都在三都中爭地位的用意甚顯。
在東吳王孫看來，東吳不僅在文化上勝出西蜀，即使就地理論都而言，蜀國也是無法與東吳相比的。東吳王孫誇述了東吳的建都歷史，賦從“徒觀其郊隧之內奧，都邑之綱紀。霸王之所根柢，開國之所基趾”講起，其用意在於突出自周泰伯至吳王夫差，吳在周代，世世稱王的歷史。“所以經始，用累千祀”，即經營都邑之初，就有累代相傳的用意，所謂“憲紫宮以營室，廓廣庭之漫漫”。降至孫權，“起寢廟於武昌，作離宮於建業”，他效法吳王闔閭與夫差的做法，建起了神龍、臨海、赤烏等著名宮殿，雕欄畫棟，富麗堂皇。孫權於229年四月於武昌稱帝，九月遷都建業。故賦中雲“雖茲宅之夸麗，曾未足以少寧。
思比屋於傾宮，畢結瑤而構瓊”，應是指孫權遷都建業後對都城更進一步的“夸麗”建設而言。賦的主體部分雖然是重在表現東吳的“巨麗”，但“巨麗”的背後有東吳王孫誇耀的理念，即地勢的屏障、物產的豐富、繁華的都市及悍勇的將士與尚武的民風，這一切都是東吳稱王條件，也顯示了東吳具有的王者氣象。
我們不難看到，西蜀公子與東吳王孫在所持正統論上雖有駁難，但在對都城的建設上都趨於誇耀，在地域的態度上均是傾向山川形勝、物產豐饒與都市繁華方面的誇飾。
《魏都賦》是魏國先生對西蜀公子與東吳王孫二位的批評。魏國先生的批評有個總綱，即“正位居體者，以中夏爲喉，不以邊垂爲襟也。長世字甿者，以道德爲藩，不以襲險爲屏也”。這一總綱，一是從地理位置上講，天子所居之地與都城所在的位置都以中原地區爲喉舌，而不是邊遠地區爲襟要的;二是從治國的理念上看，能夠長治久安與造福百姓的，是以道德作爲治國的屏障，而不是依靠險要的地理作爲保護。而這兩者又是相互依存的，即中原地區比西蜀與東吳更具文化地理上的優越性。因而，魏國先生無論是對兩者的批評還是對魏國的褒揚，也都是從這兩個方面展開的。對吳蜀二人的言論，魏國先生就是將地處僻遠與文明缺乏聯繫起來進行批評的。在《魏都賦》的開頭，魏國先生明確指出西蜀公子與東吳王孫竟不能明曉曹魏禪漢作爲天下正統的意義，不能稱臣朝覲於曹魏，卻與蠻夷相隨，安於絕域，榮其紋身，恃山川之險，吐誇飾之辭，言行與王者之義相背。
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他們沒有意識到北方中原地區的文化優越及以德治國的政治理念，所謂“劍閣雖嶛，憑之者蹶，非所以深根固蒂也。洞庭雖濬，負之者北，非所以愛人治國也”。恃險與失王者之義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在賦的結尾，魏國先生更是對兩國的地理與風俗進行了貶抑，如對西蜀公子與東吳王孫誇耀的山川之勝，魏國先生則認爲吳蜀兩國實乃山阻水險、日月虧蔽、潮溼穢濁、暑氣瘴癘、毒蟲猛獸出沒之地，秦漢時乃罪人流放之處，人的相貌醜陋，虛弱壽短，民風俗陋，不講威儀，缺少法度。而更可怕的是“庸蜀與鴝鵲同窠，句吳與蛙黽同穴。一自以爲禽鳥，一自以爲魚鱉”，西蜀多山，蜀人多與禽鳥爲伍;東吳多水，吳人多與魚鱉爲伴。而兩個“自以爲”意在嘲諷蜀吳民風俗陋而不自知。吳蜀兩國“雖信險而剿絕。揆既往之前跡，即將來之後轍。成都迄已傾覆，建業則亦顛沛”，明確指出僻處邊夷與文化缺失是導致蜀吳滅亡的根本性因素。
魏國先生將地域與文化結合起來，這既是批評蜀吳的文化地理觀，也是讚揚曹魏的文化地理觀。魏武帝曹操在漢末動盪、洛陽殘破的情形之下，於魏地開創基業，在鄴城建都，一是因魏在冀州分野之內，有着悠久的歷史。這裏生活着舜、禹的後代，是先王的故土，有列聖的遺蹟。二是魏地“考之四隈，則八埏之中;測之寒暑，則霜露所均”，即魏地處天地之中，霜露所均，天地所賜易生之地，完全不像僻處邊遠的西蜀與東吳，熇暑瘴癘。且魏地疆域，“旁極齊秦，結湊冀道，開胸殷衛，跨躡燕趙”，《文選》張載注曰：“魏武皇帝初封魏公，南得河內、魏郡，北得趙國、中山、常山、鉅鹿、安平、甘陵，東得平原，西得東平，凡十郡，以此爲魏之本國，蓋冀州之地。”曹操所建“魏之本國”主要處於河北平原，四通八達，交通便利，物產豐富，適宜人居。三是風俗淳厚，即使衰世，盛德仍被之管絃。正是在這樣一個具有天時地利與人文積澱的魏地，曹操應天之命，於魏地開創了大業。
從魏國先生對西蜀與東吳恃險誇述的批評以及對曹魏地域的界定，可以看出左思的文化地理觀深深植根於傳統文化，他繼承了北方地域文化中心論。從現存文獻看，於省吾先生《釋中國》根據1963年陝西寶雞出土的何尊銘文中“宅茲中國”一詞及《尚書·梓材》，指出“中國這一名稱起源於(周)武王時期”，並認爲“甲骨文之言四土和四方，均以大邑商爲中心言之，西周時代才進一步以中土與四外方國對稱”[6]1516-1517。而“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詩經·小雅·北山》)極度膨脹化的國家政權意識，形成大一統時代對邊遠四方的地理控制方式，要麼採用德柔的方式即以德徠遠，要麼以北方中原文化爲中心的優越感排斥邊遠四夷，乃至放棄對邊遠之地的控制。西周穆王將伐犬戎，祭仲就勸諫穆王應以德徠遠，而不是師出無名，無端征伐。西漢時漢武帝開發四邊，當時大臣如公孫弘、田蚡、淮南王劉安等就以西蜀、閩越等乃邊遠無用之地，勸諫漢武帝放棄。漢元帝初元元年(公元前48)，珠厓(在今海南省瓊山縣東南)又反，賈誼曾孫賈捐之建議放棄珠厓。
賈捐之所作的《棄珠厓議》②一文首先否定了以實際疆域大小作爲判斷國家強盛的依據，提出仁者無疆的文化地理觀。雖然在左思之前中原文化中心論的觀點更多側重於中原對四夷或征伐或羈縻的政治策略考慮，左思《魏都賦》更多是引用這一文化地理觀論述以曹魏正統的地位，但左思受到傳統的北方文化中心論的影響是無疑的。此外，左思《魏都賦》中對西蜀與東吳之地山川民俗的貶抑，也多有沿襲劉安與賈捐之之處。如《魏都賦》言：“庸蜀與鴝鵲同窠，句吳與蛙黽同穴。一自以爲禽鳥，一自以爲魚鱉。”賈捐之就有過這種對吳蜀百姓如禽鳥魚鱉的貶損言論，如其《棄珠厓議》言：“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又言“其民譬猶魚鱉”。又如《魏都賦》言：“山阜猥積而崎嶇，泉流迸集而映咽。隰壤瀸漏而沮洳，林藪石留而蕪穢。
窮岫泄雲，日月恆翳。宅土熇暑，封疆瘴癘。蔡莽螫刺，昆蟲毒噬。”吳蜀僻處險要，氣候不宜人居。劉安《上疏諫伐閩越》雲，越地“限以高山，人跡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內也”;“拖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夏月暑時，嘔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南方暑溼，近夏癉熱，暴露水居，蝮蛇蠚生，疾癘多作”[7]2777-2785。賈捐之《棄珠厓議》也言，“霧露氣溼，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由此可見，其間的思想與表達的傳承是顯而易見的。周漢一統時代形成的強大的北方中心的文化地理思維，在魏蜀吳三國建都與正統的爭論和陳述上，很顯然成爲魏國先生重要的理論依據而在賦中得到集中闡述。
曹丕於220年十月禪漢，於次年遷都洛陽，至265年魏帝曹奐禪位司馬氏，洛陽爲曹魏都城長達45年。而從洛陽的文化地理意蘊而言，洛陽在西周就已確立了北方地理與政治中心的地位，從這一角度而言，左思選擇洛陽作爲魏都的代表，似比選擇鄴都更爲合理。但如果我們將鄴都的選擇放在《三都賦》的整體中加以考察，就不難看出，《三都賦》所要表達的主旨不在於建都的優劣，而在於正統問題的爭論。對魏國而言，以禪讓確定其正統地位是其焦點之一，而正如上文已指出的，鄴都承載着魏武帝曹操奉天創魏的歷史業績，這是左思在繼承北方地域中心文化地理觀的同時，又選擇鄴都加以描寫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外，從西周開始，洛陽不僅僅是地理意義上中國四方的中心，更重要的是它一統時代政治中心的地位。西周雖然建都鎬京，但從周武王開始就營建洛陽，說明洛陽在政治與地理上的重要意義。東漢定都洛陽，東漢前期光武帝、明帝及章帝三朝存在定都洛陽與長安的爭論，東漢前期出現的京都題材的賦作就是在這一政治背景下產生的。在漢明帝“述頌漢德”的政治導向下，班固《東都賦》將長安與洛陽進行對比。其中言：“且夫僻界西戎，險阻四塞，修其防禦，孰與處乎土中，平夷洞達，萬方輻湊?秦嶺九嵕，涇渭之川，曷若四瀆五嶽，帶河溯洛，圖書之淵?建章甘泉，館御列仙，孰與靈臺明堂，統和天人?太液昆明，鳥獸之囿，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遊俠逾侈，犯義侵禮，孰與同履法度，翼翼濟濟也?子徒習秦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也;識函谷之可關，而不知王者之無外也。”
34-35五個對比句式連貫而下，就是爲了突出洛陽在一統時代居天下之中的地理與政治上的意義。隋煬帝繼位伊始，準備遷都洛陽，發詔天下時仍以洛陽居天下之中的地域與政治地位作爲遷都洛陽的理由，並說明自古帝王皆留意洛陽，或因九州未一，或因財政問題，未遑顧及“作洛之制”即遷都或修繕洛陽③。洛陽在漢末動亂尤其是董卓之亂中遭受兵燹，殘破不堪，雖經魏文帝與魏明帝等多次修繕，然無法恢復昔日的繁華。曹魏立國之後，大臣諫阻帝王的兩大事情，一是對外要謹慎興兵討伐吳蜀，二是對內諫阻勞民傷財大興土木。二帝在修繕洛陽的過程中，遭到曹魏大臣多次諫阻。陳壽《三國志·明帝紀》評曰：“於時百姓凋弊，四海分崩，不先聿修顯祖，闡拓洪基，而遽追秦皇、漢武，宮館是營，格之遠猷，其殆疾乎!”[8]115也認爲大修宮館是四海分崩、百姓凋弊之時的不當之舉。且曹丕雖禪漢稱帝，但尚未統一天下;雖定都洛陽，但不具備一統天下的資質。洛陽作爲一統天下的中心地位的意義與價值，在三國時的曹魏並未完全具備，既都洛陽而又一統天下的歷史任務是由禪魏的西晉來完成的，這既是左思《魏都賦》雖未以洛陽爲主，但在賦的結尾強調“日不雙麗，世不兩帝”的重要原因所在，也是《魏都賦》選擇鄴都進行描寫的又一重要的文化地理因素。
三、左思“徵實”創作觀念與“折之以王道”的鄴都描寫
劉勰《文心雕龍·詮賦》言：“賦者，鋪也。鋪採摛文，體物寫志也。”“體物寫志”是賦體的特徵，就“體物”與“寫志”的關係而言，從宋玉到左思，賦體創作與批評大致經歷了三次大的改變。一是從宋玉至西漢末期揚雄，賦體的“體物”主要表現爲“鋪採摛文”，即運用華麗的語詞對所刻畫的對象進行鋪陳描寫，其目的是通過這種方法進行諷諫，即“寫志”，但賦體創作往往產生如揚雄所說的“勸百諷一”的效果。第二次主要改變是在東漢前期，以班固《兩都賦》及《兩都賦序》爲代表。班固的《兩都賦序》提出了賦體創作應以頌美爲主，從而使賦體創作走出了前此“勸百諷一”的“體物”與“寫志”之間的矛盾與困境，但如何處理好“體物”與“寫志”之間的關係，班固並未作進一步思考。左思的《三都賦》及序以及皇甫謐《三都賦序》在前人賦體理論與實踐基礎上，進一步在理論上對賦體“體物”與“寫志”如何完美結合進行了闡述，並在創作中加以實踐，這是第三次大的改變。就左思而言，他的核心貢獻就是賦體“徵實”創作觀念的提出與實踐。
左思在他的《三都賦序》中首先表達了對賦體“體物寫志”功能的看法。很明顯，左思對賦體“體物”與“寫志”兩者關係的看法，受到揚雄“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觀點的影響，即賦體“體物”描寫要“麗”，但要以“則”爲指歸，也即“體物”要爲“寫志”服務。他認爲，如果“考之果木，則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則出非其所”，辭則“麗”矣，與“義”則有害，所謂“侈言無驗，雖麗非經”。在此基礎上，左思提出了徵實的創作理念，即對賦中所描寫的山川城邑、鳥獸草木、風謠歌舞、耆舊人物，要稽之地圖、驗之方誌、各附其俗、莫非其舊。人們往往只注意到了左思徵實觀念描寫層面的所指，而忽視了左思對徵實表現手法的深層所指，即左思自己在序中的進一步闡述。文曰：“發言爲詩者，詠其所志也;升高能賦者，頌其所見也。美物者貴依其本，贊事者宜本其實。匪本匪實，覽者奚信?”如果描寫有悖於事實，則不會取信於人，更深層的是影響到人們對其所美之物、所贊之事的懷疑。左思引用《虞書》、《周易》之言也有這兩層含義：其一，禹作九州，從地理角度言強調諸侯所居方位所處位置的重要性;其二，深層是指“任土作貢”，是讓各地以道里均等擔負起諸侯國的賦稅與責任，從政治角度言則是明君臣之義。左思最後引經據典，也是將地理方位與政治倫理聯繫起來考慮的。
左思以上兩方面的徵實含義，在皇甫謐的《三都賦序》④也有明確的表達。皇甫謐之序有三點值得注意：首先他肯定賦爲“美麗之文”，不過皇甫謐又認爲“昔之爲文者，非苟尚辭而已，將以紐之王教，本乎勸戒也”，這與揚雄強調併爲左思所接受的“詩人之賦麗以則”一致。其次，因是給左思《三都賦》作序，他在敘述了賦體發展歷史後特別指出，“若夫土有常產，俗有舊風，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而長卿之儔，過以非方之物，寄以中域，虛張異類，託有於無”，並認爲“祖構之士，雷同影附，流宕忘反，非一時也”，指出司馬相如等人賦作地方物產、風俗人情描寫的失實，以及這種“虛張”之風甚囂塵上，這與左思所看到的問題是一致的。最後，評述了左思《三都賦》的創作主旨及其價值。他認爲，三國鼎立不僅僅是地域上的分割而王，同時還包含三國各爭正統的政治上的交鋒。皇甫謐以他對賦體特徵的認識，認爲從疆域分野、物產衆寡、風俗清濁、士人優劣等方面來看，吳蜀與魏不可同日而語。而吳蜀兩國之士各以其所聞爲是，各以其土爲樂，各以其民爲良，皆是曲士之說，非方家之論。而魏國先生說“物土所出，可得披圖而校。體國經制，可得按記而驗”，其目的就是以這種徵實不誣的描述，“正之以魏都，折之以王道”。可見，皇甫謐對《三都賦》徵實描寫的評價也沒有侷限在“披圖而校”與“按記而驗”的描寫上，而是提高到以魏都爲正、合於王道的高度看待與評價的。
左思的徵實觀在《三都賦》中都有體現。《蜀都賦》與《吳都賦》中，西蜀公子與東吳王孫的各自誇述都是爲了說明西蜀與東吳各自具備的稱王條件，從而爲爭正統尋找理由。而在魏國先生看來，二人的偏執和出言悖於王者之義，正在於他們對西蜀與東吳所處的地理環境的誇述及認識的荒謬。故《魏都賦》中魏國先生對鄴都建置、風土人情、魏王狩獵等方面的描寫，其特徵不僅在於描寫的徵實，而且還表現在具體的描寫過程中，始終圍繞着合乎王者之義的觀點。首先，賦交代了建設鄴都的理念，即“兼聖哲之軌，並文質之狀。商豐約而折中，準當年而爲量”。鄴都的建設參考了前代都城建設的一些做法，如模仿參照的長安、洛陽及天下都邑的建置，繼承借鑑了唐堯、夏禹、古公亶父、周宣王節儉修繕宮室的精神，在國力允許的範圍內，文質並重，豐約折中。其次，賦以規整的筆墨鋪陳了鄴都的建置、主要建築以及高臺苑囿、市集商貿等情況。
賦首先對魏都的正殿文昌殿進行了描繪，接着描寫了位於文昌殿東面的聽政殿及位於聽政殿前的宣明、顯陽、順德、崇禮四門，以及尚書檯、御史臺、符節臺、謁者臺、內醫署等各類官署。聽政殿後是後宮所居之地，寫到了鳴鶴堂、楸梓坊、木蘭坊及溫室等。文昌殿的西面是林圃池苑，即銅爵園(張載注：“文昌殿西有銅爵園”)。園中蘭渚莓莓，石瀨湯湯，弱葼系實，輕葉振芳，奔龜躍魚，馳道棟宇，連接相引。再往西，就是著名的三臺(張載注：“銅爵園西有三臺，中央有銅爵臺，南則金虎臺，北則冰井臺”)。三臺拔地聳立，長廊圓環，丹墀層構。屋脊上雕刻的雲雀矯首獨立，雷雨未半，皦日復照。春服登臺，目覽八極，於焉逍遙。三臺不僅是登高覽勝之處，同時還兼有軍事堡壘的作用。鄒逸麟先生雲：“鄴城西北三臺建築則是在特殊的社會和地理條件下出現的。鄴城處平原地帶，無險可守，因築三臺‘巍然崇舉，其高若山’，具有象徵政治權勢和軍事堡壘的雙重作用，其淵源無疑是來自東漢末年中原地區普遍出現的塢壁莊園。
因而此後都鄴的後趙、前燕、東魏、北齊無不對三臺進行加固和修繕。”[9]141我們從賦中對三臺牟首、閣道、晷漏的配置以及兵器、禁兵的保衛安排，以及高城深洫、高樓大門的建設，都可以看出城西三臺重要的防禦作用。此外，鄴城之西還有著名的玄武苑，其中碩果灌木，大樹幽林，竹林葡萄，回淵積水，蒹葭香蒲，丹藕綠菱，鳥飛魚遊，各有棲所，百姓可以自由出入，樵蘇漁獵，玄武苑成了魏王與民同樂之地，這無疑是孟子思想的體現。賦進而寫到了鄴都郊野的利於民生的水利，富有生機的原野，甘食美服的百姓。而都城內部，街道四通八達，漳水流經其間，中有石橋溝通南北，水道兩旁青槐蔭途，車馬行人，熙熙攘攘。其間官署與閭里相間錯置，如官署有奉常寺、大理寺，閭里則有長壽裏、吉陽裏、永平裏、思忠裏以及位於後宮東面外戚居住的戚里等。對鄴都內的集市，賦不僅描繪了商貿的繁榮，更爲重要的是突顯了市貿不居奇、崇實用的精神，即賦中所言“難得之貨，此則弗容。器周用而長務，物背窳而就攻。不鬻邪而豫賈，著馴風之醇濃”。《禮記·王制》曰：“有圭璧金璋，不鬻於市……用器不中度，不鬻於市。兵車不中度，不鬻於市。布帛精粗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鬻於市。奸色亂正色，不鬻於市……禽獸魚鱉不中殺，不鬻於市。”[10]1344賦中所言“不鬻邪”很顯然也本於儒家經義。
即使賦在對鄴都的描寫之後述及曹操武功、文治及藉田講武活動，也無不本着王義的原則加以描寫與評價。如寫曹操武功，突出其在漢末動亂之際的“克翦方命”即討伐不廷的道義;武功告成之後，魏武帝“斟《洪範》，酌典憲，觀所恆，通其變”;而天下歸順、置酒文昌殿時，也是“延廣樂，奏九成，冠韶夏，冒六莖”;其“藉田以禮動，大閱以義舉”，藉田以禮，講武以義，一切活動皆本諸王義。
正是以上一切合乎王義的表現，使魏國山圖其石，川形其寶，祥瑞畢現，大魏應天之命，禪漢稱帝。可以說，《魏都賦》對鄴都以上兩個層面的徵實描寫與闡述，使“正之以魏都，折之以王道”的《三都賦》宗旨得到更有力的說明。
